乡村祠堂“说”乡愁

　　宗祠，庙宇，民居，古街巷，围墙……每处古建，凝结着无数匠人的心血。挺拔的屋脊，高耸的镬耳墙，精美的陶饰、木雕、灰塑，东莞的祠堂是典型的岭南建筑，但又不失自己的特点。它不仅代表建筑本身，更代表着时间的更迭与记忆流转。

　　在东莞，村落的中心永远是祠堂。

　　一座完整的村落，是空间与时间的见证。祠堂、民居、环境等等，这些具体的空间构建了村落的基本形态。但是，没有累世的积淀，没有聚落的文化和精神，村庄最终会分崩离析，渐渐化作了无痕迹的尘埃。祠堂利用空间的载体串联起时间的波纹，连接先祖与子孙、传统与现代的丝丝缕缕。祠堂是村人心中的神殿，在这个空间之中，人们对天地宗祖最朴素的感恩最终凝结成坚实的信仰。

　　东莞古村遍布各类祠堂，是极具岭南广府文化特色的建筑形制。祠堂文化起于中原，却盛于岭南。明代之前，祠堂建筑是阶层的象征，只有皇族、权贵才有资格兴建祠堂，普通家族只能在坟地设置简单的家庙祭祀先祖。到了宋代，朱熹立《家礼》之后，有巨大功名的望族才开始零星修建祠堂。明嘉靖年间，在岭南士大夫霍韬等人的倡议之下，皇帝拟旨下放修祠的权限。民间修建祠堂的风气渐盛，岭南地区尤为浓厚。东莞至今保留的古老祠堂，大部分修建于明清两朝。

　　祠堂一般都分布在村落的风水宝地，背山面水，坐北朝南，讲究极为严格。南社谢氏大宗祠及支脉晚节公、云野公、照南公等各支派宗祠，甚至百岁坊祠，总共30余座祠堂，大多分布在北侧，面临池水，背靠马头山。因为建村历史悠久，人丁兴旺，南侧也有零星数家祠堂分布，都为后起的祠堂。

　　岭南祠堂都有较为统一的规格，一般都为三进建筑，形成大小两个天井，形成典型的“四水归堂”，还寓有“聚气生财”的吉祥意头。中堂黎氏大宗祠对天井进行特殊的建造，细雨初下，打湿方形天井中间的部分，形成独特的“金钱湿地”，被当地人称为神迹。三进祠堂是霍韬沿袭朱熹对家庙规格的限制提出的形制，当时是不敢违背礼制，不落下修祠违礼的口实，却成为后世统一的祠堂模式。

　　东莞石排中坑的王氏大宗祠占地将近2000平方米，前后长达80余米，整个建筑宏伟气派，但依旧坚持了三进的规格，第一、第二进之间的天井空间开阔，俨然成为一个小型广场。当时王氏族人为彰显富贵，在建祠的时候还东西横向扩建。普通祠堂一般设有两排柱子，形成“三开”的空间，但王氏大宗祠设有四排柱子，形成“三进五开”的规格。

　　被称作“五幢祠堂”的厚街方氏宗祠足有五进，在东莞极为罕见。据族人讲述，方氏族裔在宋代为当朝郡马，甚至传说所娶的郡主流落乡间，后来身份得到确认，但依旧定居东莞，不愿回京城。

　　东莞古村的祠堂建筑汇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诸多精华，以木石为基本建筑原料，抬梁穿斗混合，木制结构架梁，形成前后舒缓延展的硬山顶式建筑。这种建筑空间水平舒缓，同西式建筑竖直向上的趋势形成鲜明的比对，反映了中国宗族内敛克制，讲求规矩的传统。此外，祠堂还具有典型的中轴对称结构，同样表达了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价值理念。这些建筑特征适应了传统村落的宗法理念，也说明讲求“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秩序的儒家文化在岭南民间的兴盛。

　　祠堂建筑是实用与象征、达意的结合。广府特色的祠堂少不了精美的“三雕一塑”（石雕、木雕、砖雕和灰塑），寓教于艺术装饰，具有很强的教育、审美功能。黎氏大宗祠梁架上布满虫鱼鸟兽、雷云如意等木雕，造型精美，檐壁之上还画有《二十四孝图》，用以告诫族人遵守孝悌，永葆宗族和睦。南社谢遇奇家庙的石雕是独特的葡萄装饰，具有典型的西域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