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呼啸山庄”的你的温情

　　我喜欢师母杨苡已经有许多年的时间了。每当想到她现在已是耄耋之年，还那样“拼命地奋斗着”，甚至想“每周或两周就写一篇散文”，我真的是打心眼儿里既又敬佩。因此又勾起我要赶快写写她的冲动，因为我从自身的情况也深知“年龄不饶人”。

　　我喜欢她什么？她的性格、她的讲话，尤其是她都操心、关心着的事情。她关心几乎所有大事，从国内到国际，这一点很像我的母亲，这可能就是高级知识，尤其是女高知共通的地方吧。

　　在我写师母之前，首先要提到的是她的丈夫赵瑞蕻教授，这是一位汉语造诣极高的文学家、翻译家。

　　打开记忆的大门，美好的回忆就一串串、一桩桩涌现心头，在脑子里像过起电影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这一批公派留学生来到德意志国，进入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哲学院的日耳曼文学系。在这里，我们有幸结识了从南京大学派遣到这里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的赵瑞蕻教授。当他知道我们是学习语言文学的学生时，就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我们大家当然都是喜出望外，竟然在国外巧遇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汉学老师，真可谓是三生有幸。

　　我们相约来到赵教授家，这时他的夫人和孩子还没有跟到来。我在他家发现了两件小趣事，至今印象深刻。一是他的卧室外间有一间前厅，厅一侧的地面上竖立着师母的一幅特大照片，足有近两米高。我站立在照片前端详了半天，心想照片中的这位女子绝对是有教养、有知识的女性；另一件是赵教授除了考问我们一些唐诗、宋词以及孔子、的知识外，还摇晃着脑袋给我们吟咏诗词，他不断地吟咏“采采茀苡……”这样的词句，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后来我知晓师母的名字叫杨苡，心中便恍然大悟了。赵教授只身在外，夫人不在身边，这可能是藏在他心中的一个小秘密吧。

　　我最欣赏的是杨苡老师翻译的《呼啸山庄》以及她为自己的这部心爱之作命名的经过。

　　以前，谈论到“山庄”，很少有人关注到她在翻译“山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艰辛。我也是在阅读了一些材料后，才明了背后的故事。首先，人们普遍的译本正是师母在几十年前译出的版本，但是早已。而到了197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编辑部决定再版此书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原译本采用的是世界著名版画家FritzEichenberg的木刻插图，当《译林》的负责人决定沿用这套插图时，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插图已无法从上海有关出版社找回。师母只好多方托人，费尽周折才从美国一家出版社找到了一套精装大本版，其中原木刻插图印得非常清晰。于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的第一版，封面又得以采用原来的插图。

　　到了1990年8月，时间又过了十年，《译林》从江苏人民出版社分离出去，成立了《译林》出版社，决定重新修订出版“山庄”一书，封面采用了最早译本的封面。在同年12月第二次印刷时封面又经过重新设计。哎呀，正是经过这次修订，再也没有希腊克里夫靠着大树仰天悲泣的绿色版面，再也见不到那漫天风雪、林木倾斜下的《呼啸山庄》老屋的灰色版面呈现在封面上了。

　　有过出书经历的人都知道书名的重要性。师母将自己的得意译作的书名确定为《呼啸山庄》，而不是《咆啸山庄》，真是妙不可言，这其中还有一段美妙的故事。师母告诉我：“有一天夜里，我的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野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住在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一栋古老房子里，我嘴里不自觉地喃喃自语着WutheringHeights，灵感突然从天而降，我立即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这“呼啸”二字看似来得突然，我却深深体会这是一件必然的结果，它是在师母脑中萦绕了许久后突然喷发出来的。

　　师母杨苡终于来到了，两个孩子也带来了，那就是小弟赵苏和姐姐赵蘅。这个赵蘅当时活泼可爱，好学好问，后来成了颇有名气的作家和画家，也是我亲密无间的朋友。

　　有师母在家主持，赵教授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次数就更频繁了。第一次见面，师母讲话不多，只是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认真地听我们讲述在外边听到的轶事趣闻，不时点点头。这一天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师母的高超厨艺，时隔60余年，那天都狼吞虎咽吃了些什么菜，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们是个个大解了很久没有尝到中国菜的馋虫。除此，我们上得到的裨益更加令人满足。教授夫妇一再我们除了刻苦学习以外，还要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多交朋友，以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所具有的“与人”的传统，与其他国家的同学友好相处，取长补短，以此来我们民族的文明和。

　　告别时，师母对我们说可以经常到家里来玩，使我们倍感亲切，我们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家。

　　一次，我与师母、赵蘅一起去参观德累斯顿的几家博物馆，这一下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母知识之渊博。比如讲到教画时，她能滔滔不绝地讲述拉斐尔、达·芬奇等名画家。师母不仅知识渊博，还是一位愿意诲人不倦的，这使我对她的油然而生。

　　这次的德累斯顿之行还让我感受到师母的体贴入微。那天风比较大，温度很低。我那时年纪尚小，身体单薄，从一个展馆到另一个展馆，我都会被冻得有些发抖。师母觉察到后竟然一把手将我拉到身边，叹息着说：“哎呀，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凉！”再低下头看看我的脚，那天虽然没有下雪，但地面上原有的积雪已将我的脚冻得冰凉了。她要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非要把自己脚上的第二层袜子脱下来让我穿上。这让我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摆摆手说：“师母，这可不行，我的脚暖了，可您的脚怎么办啊？”可师母却命令说：“快穿上，我们还要抓紧时间继续看呢！”我只得遵命，乖乖把袜子穿上，脚暖了，心里更是暖暖的。师母对我这种母爱般的情感，令我至今无法忘怀。那天回到饭店，她还从包里找出一条围巾来围到我的脖子上。

　　关于师母，要写的事真是太多了。关心乃至国际形势，真是她身上的一大特色，这背后隐藏的是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爱国主义，因为他们亲身体验过在积弱的旧中国所遭受的与。他们这一代人打心眼里热爱新中国，为我们国家所取得的点点滴滴的成就，特别是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无比的自豪。师母对老干部，尤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非常敬佩，常常说因为他们的流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和安定的。

　　听赵蘅讲，妈妈和她电话聊天，那是极为愉快的时光，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从身边趣闻直到国内外大事，无所不及，两人常常会为某个情节咯咯大笑。看来师母是个性格非常率直的人，这种性格我极为喜欢。

　　另外，据说师母还喜欢谈论朋友同事婚姻、爱情方面的事。她的思想很超前，与年轻人相处，看不出有什么“代沟”，难怪有很多年轻人喜欢与她交流谈心。若干年后有人在某个上发表了一篇论及婚姻的文章，师母有感而发，也写了一篇题为《嫁得精彩》的杂文，其中提到赵蘅的大姨、舅舅杨宪益的婚姻都是美满的。

　　我和她的女儿赵蘅都爱写爱画，彼此特别谈得来，这些年来接触更多，也零零碎碎知道一些步入老年的师母的大大小小事情。杨苡师母与一般老人确实不同，可以说是个闲不住的人，写文章，读书看报，整理文稿，关心国际形势，分析起来颇为精辟准确。

　　师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对亲人的大爱和对有志写作的年轻人的帮助，有口皆碑，接受过她帮助的人不计其数。她给予亲人的爱是发自内心深沉的爱。我清楚地知道，她这一辈子对自己的丈夫赵瑞蕻教授关心，两人互敬互爱。在赵教授去世后，她鼓励爱好文学创作又非常勤奋的女儿赵蘅去整理父亲的遗稿，帮助他出书。这方面的故事已广为人知，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她对自己的儿女总是有加，在读书写作方面对女儿赵蘅要求极其严格。说心里话，我对赵蘅能有这样一位能经常促膝谈心、时刻关心她的母亲，感到十分羡慕。她告诉女儿，作品写就，要先“摆上一两周再作修改，一直要改到自己满意再拿出来，不要急于发表”。她还女儿“要尊重读者，要把读者看得比自己高”。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拉拉杂杂，本该收笔了，但是师母17岁就与巴金通信的故事，虽然已为很多人所知，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不在此提起，因为这真是师母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是她的一大财富，永远不能忘怀。可以说，是巴金老人的慈祥而睿智，将17岁的杨苡引上了文学之。

　　近来，杨苡的姐姐杨敏如回忆起早年杨苡一篇作文的前几句，还能记起当年吓了一跳的感觉。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了！我到如今才！但是我并不以为晚！”这就是巴金老人给予小杨苡、使她感到猛醒的伟大力量。随着杨苡的成长，这样的真是泽被终生。

　　在杨苡老师即将迎来她的98岁诞辰之际，我谨以此拙文祝她写作丰收，健康长寿，诸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