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反思意识哪去了？
近日，《读书》执行主编汪晖先生在《东方早报》发表《现实的幻想与幻想的现实》一文，回应一个月前该报发表的王晓渔先生的评论文章《“知识”的超级幻想》。
针对“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活动以及《读书》10月号刊登的一组相关文章，王晓渔在该文《读书》编辑：“这种的‘形象工程’，难道不正是对的‘的挑衅’么？”汪晖则在回应文章中写道：“在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理解上，我和那些‘的知识’为‘超级幻想’的人的确站在两个世界里。”
作为对两位作者以及他们的文字均较为熟悉的读者，我不免要追问：到底是什么，使生活在同一个“现实”（当代中国）中、也面对着这同一个“现实”的两位均以性为写作要求的知识，作出那“两个世界”的性声明？
当王晓渔与汪晖都对方站在“幻想的世界”里，他们实际上所共享的，正是对同一个“现实”秩序———一个由主流的关于“和平”、“妇女”之霸权性所构建的意识形态秩序———的不的。然而，代之以这种共同的，两位作者却是将极具火药味的笔锋瞄准对方，在文字的攻势中将对方踢入“另一个世界”了事。
这使我不得不继续追问：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知识的思想沟通、学术与公共实践，最后总是简单地、地彼此，而不是在对方的性分析中，正视到自己思想写作与实践的界限并对它作出越界，自己生活/写作/认同中那最根本性的“幻想”并对其作出穿越？
在分析的临床实践中，“幻想”从来不是对立于“现实”，正相反，“幻想”是这样一个实用的窗口：通过一些个人性/社会性的想象，将那永远存在着千疮百孔之腐烂性创口的“现实”，为一个连贯的、和谐的、美好的秩序之图景。作为一个对“现实”的幻想性补充，这个窗口倘若在某种内在/外在影响下突然崩溃，那么这个人（或一个社会性的集合）所常年理解的那值得过下去的日常生活，便会骤然变得“不真实”；最为珍惜的所有一切，瞬间变得毫无意义。在这时，分析意义上的征状（如歇斯底里等）便会出现。
在许多我所深深尊重的当代中国知识那里，最大的“幻想”不是别的，恐怕正是“性”这个符号本身：通过“性知识”这一想象性的理解/身份赋予，他们获得了在当下现实中的一个稳定的结构性，取得了同现实秩序的一个连贯性的关系，尽管这一关系本身是（至少应该是）一个对抗关系。一旦当“性”这个维系那些知识所有思考、写作乃至生活之意义的根本性幻想受到时，最简单最轻松的回应方式，恐怕便是通过消灭那外部、乃至强化自己的幻想的方式，将这份创痛抹除掉，使一切重新回归原来那熟悉的“现实”。
正是“幻想”及对“幻想”的，产生了这场“两个世界”间的知识论争。王晓渔这篇短文，在标题上便已经将指向了知识的性。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汪晖会撰写出这样一篇具有檄文风格的文字，来回应一位比他年轻一辈的者。
当汪晖王晓渔“你到底要什么？什么才是你的‘现实’”，并他“能够回答的大概除了最为现实的‘秩序’，就是这个‘秩序’的‘程序’”时，汪晖无疑作了一个本不应该犯的逻辑跳跃：王晓渔对“争评诺贝尔和平”活动所依据的可能成问题的“程序”作出，并不代表他接受那套对现实秩序进行的“程序”，并不代表他像汪晖所描述（所想象）的那样，“他们不过是告诉你：什么也不会改变，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你们歇着吧。”———只有在某种幻想性的窗口下，汪晖才会有这样的视野，将两种“程序”之间的逻辑缺口予以连贯性地填平。
我个人完全同意汪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让那些一心要这些创造伟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不舒服”的公共实践。但这样的公共实践本身，必须也是反思性的实践，并将自身给公共。然而，我并没有看到汪晖文章里提供有任何成文的，能够落实他所的王晓渔就是“那些一心要这些创造伟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中的一个。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向两位作者提出的是：我们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时刻保有的反思、并将它于性的公共评论，否则就会坠入这样一个陷阱，即对认同中的那“性”之幻想作出最无之。正因如此，王晓渔对这场活动的程序所作的，并不是“吵吵嚷嚷的声音”，而恰恰是不可忽视（尽管他的部分措辞确有过于激烈之处）的，因为他所质疑的核心，正是那些“代表们”如何被“选出”的过程。在王晓渔看来，这恰恰是现实秩序中意识形态操作之一种，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提出一种知识团结理论，致力于形成一个无中心的“知识国际”，并呼吁知识们不要“见木不见林”：“他们的对手只是树木，而他们对手的敌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自己的敌人，才是森林”。在我看来，布氏那“知识国际”方案中具有实践价值的，不是它的建制化的结构框架，而在于一种知识的共同态度：以反思的心态和自己的论争对手并肩一起，同这个世界（作为“森林”的现实秩序）展开不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邀请，一个对所有被抛入同一个当界、以为已任的知识的邀请。
这篇短文即是一个这样的邀请：此刻在“两个世界”的汪晖老师和王晓渔兄，你们愿意接受我这个握手一笑、共视同道的邀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