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村：男女比例数十年来始终平衡

　　在我国严格实施计生政策的最近三十余年里，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村”——贵州占里侗寨的讨论从未止息。

　　占里的神奇，在于其绝大多数家庭的后代为一男一女，以此达到全村男女性别平衡，最终实现自给自足。

　　传言寨里有一位了不起的药师，由她一人所掌管的“换花草”，配合村内井水熬出的药水，有决定生男生女之奇效。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深入探访占里侗寨，访问药师、村委会、当地计生部门及专家学者，试图解答占里之谜。

　　占里《》道：祖祖辈辈住山坡，没有坝子没有河。种好田地多植树，少生儿女多快活。一株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告知子孙听我说，不要违反我规约

　　从江县史志办提供给成都商报记者的《从江县志》中，关于占里的来龙去脉，也仅仅是一个传说：占里村人的先祖，是广西梧州一代人，传说唐朝时，岭南多次发生越人起义，起义失败后，大批梧州人为逃避战乱和饥饿迁移。他们中的一些人沿柳江而上，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觅得一块丰腴之地定居。这支先人由“吴占”和“吴里”两兄弟带队，“占里”地名由此而来。占里最初只有5户，后逐渐到发展到100多户。

　　清朝年间，村里一位叫“立”的寨老，见寨里人口发展过快、土地无法满足需求，率先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主张，并为此立下寨规：一对夫妇如有50担稻田可生两个孩子，有30担稻田只能生一个孩子。自此，凡违反者，或被扫地出寨，众叛亲离，孤独而终。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立”，成为当下占里村绝大多数家庭一子一女现象的逻辑源。

　　占里的《》，就有这样的歌词：祖祖辈辈住山坡，没有坝子没有河。种好田地多植树，少生儿女多快活。一株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告知子孙听我说，不要违反我规约。

　　村支书吴文雄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占里侗寨的主要经济作物有稻谷、棉花和玉米，村中田地每十年分一次，目前人均有地两亩、水田一亩。他认为，先人“立”的主张世代沿袭，男女比例才得以基本平衡，占里人，才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下，获得世世代代的。

　　每年的二月初一与八月初一，是占里人的“盟誓节”，这一天，全寨子的人都要聚集到鼓楼处，听寨老训诫。

　　占里村仅一户姓高，其他都姓吴（上门女婿）。村内一铭牌显示，吴姓家训家风为：一不好吃懒做，偷偷摸摸，长短，攀比。当地官员称，解放后的占里从未发生过刑事案件，村庄夜不闭户，是名副其实的无锁村落，文明村落。

　　药师吴奶银姣告诉记者，“换花草”只有她一人识得，孕妇服用这种草药根部的不同部位，可决定生男生女；十余名占里妇女则表示，她们并未服用过“换花草”

　　在占里走村串巷，遇到的绝大多数村民都会说，自己只有一个异性兄弟姐妹。这两年贴于各村民门口上的“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档案卡”，也显示这里的家庭多为一子一女。占里教学点二年级班主任梁金和说，占里村的男女学生数基本持平。据说是充满玄幻色彩的“换花草”，帮这个村庄实现了这一人口人类学奇迹。

　　2006年至2011年，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实验学沈洁三次深入占里调研，她攻读的是人口人类学，她发现，换花草的传说有多个版本。

　　这些版本包括：一种藤状物，但根部不同；一单方药；七八种中草药合成的侗寨“祖传秘方”；两株草药，一株用来避孕，一株用以改变胎儿性别。沈洁曾在寨里住了三个月，她从未见过换花草，也不相信其“药性”，“后来和村民相熟以后，有一些村民口风会变，他们会告诉我，其实换花草的功效，只有百分之七八十。”从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计生协会办公室主任林曾做了大量的入户调查，他说，“换花草”难辨，“得到的反馈是，有人说吃过，有人说没吃过。”

　　现代医学的常识表明，人的性别在受精卵形成时就已经决定，所谓服药以变性的说法绝无可能。

　　如今占里掌控“换花草”者，是德高望重的歌师、药师吴奶银姣。吴奶银姣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换花草”只有她一人识得，在每年中秋节深夜，她都要上山采摘此药，再洗净晾晒保存。孕妇服用这种草药根部的不同部位，可决定生男生女。吴奶银姣称，她的工作是“免费、义务的”。但岜扒村村民潘老海称，他曾介绍一位桂林人去占里村儿药方，先后给予680元、2000元的报酬。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的十余名占里妇女均表示，她们并未服用过“换花草”，她们的解释，更侧重于“自然、天意”。男人们则直接表示，“那是女人们的事。”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份调查中称，惟当地（占里）有扼婴的习俗，一对夫妻多半只有一男一女

　　贵州一名人类学家称，占里人认为，不到一岁的孩子没灵魂，做流产不至于有太大的思想负担

　　一些学者的文章还提到，占里村妇女怀第二胎时，若感觉与第一胎相似，便会引产

　　多次调研占里的人口人类学研究者沈洁介绍，因未掌握真实案例，她本人无法扼婴一说的，“扼婴话题，后期逐渐弱化”

　　从江县卫计局计生协会办公室主任林表示，他进入计生系统以来，从未见过占里村有扼婴行为，多有讹传

　　50多年来，占里村的总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但村里的男女比例始终基本平衡。

　　从江县卫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59年，占里村为154户427人，到去年，全村为182户827人。解放后，占里村的人口总数虽有增长，但男女比例基本平衡。 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占里村全村178户，其中独子户1户，独女户1户，二女户一户，一男一女户174户，其余为五保户。

　　这份数据记载的唯一双女户，是妇女吴奶玉。她生的都是女儿，大女儿吴玉花24岁，正在上大学，小女儿吴妹亮，正在上高中。她说，怀上二女儿时，她的丈夫吴老林就去世了，她没有吃药，生下了一个女儿。至于为何不吃药，她没做解释，仅称那是“顺其自然”。

　　林说，占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极为轻松，几乎可以不管，占里的育龄妇女，无需上环，无须结扎。不过，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相对周边村寨，现代“计生”信息在占里尤其侧重。在健康教育宣传栏上，专门撰写了“避孕药具知识”，占里村村委会大楼的“村人口学校”和“村人口文化大院”内，设有计生协会办公室、诚信计生办公室、计生资料室、育龄妇女之家、B超室、生殖保健室等。

　　现代医学的常识表明，人的性别在受精卵形成时就已经决定，所谓服药以变性的说法绝无可能。

　　奇迹的背后，关于占里的另一种解释是，为实现男女平衡的目的，占里村有堕胎、弃婴或将婴儿用酒醉死的做法。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做过一次大调查。关于占里人口现象，此次调查资料提到：“惟当地有扼婴的习俗，一对夫妻多半只有一男一女，因此常有绝嗣的情况……”

　　一份研究引述贵州省人类学家张晓松的观点称：侗寨的教有利于控制生育和人口增长，占里人认为，不到一岁的孩子没有灵魂，于是母亲和药师为控制生育的目的做流产，就不至于有太大的思想负担。沈洁介绍，因未掌握真实案例，她本人无法扼婴一说的，“扼婴话题，后期逐渐弱化。”一些学者的文章还提到，占里村妇女怀第二胎时，若感觉与第一胎相似，便会引产。与“换花草”对应的，是占里的“堵药”和“祛药”，其药性相当于避孕药和堕胎药。

　　林则表示，占里妇女从怀孕到生产，他们都一清二楚，他进入计生系统以来，从未见过占里村有扼婴行为，多有讹传。“溺婴、醉婴一旦发生，门就会介入。”他说，他陪同多位、、贵州等地的专家学者做过长期调研，至今均未获得权威答案，“我更侧重相信，是水土或当地两胎之间相差四五年的做法，造就了这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