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的历史看创新文化的生长
纽约不是典型的却是独特的,不是的而是文化的。纽约的创新文化特色在于其大众化、民间化、生活化、实践化和多样,这一特殊性形成了有活力的、性的城市文化,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纽约的文化又具有本土特征和世界主义特色,二者相得益彰,这奠定了纽约成为世界性文化都市的基础。
1971年获得美国大学戴维斯分校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大学人文科学校级教授和历史学教授。出版专著13本,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在美国文化史、19世纪知识史、城市文化史、美国公共教育史、美国高校发展史等领域颇有建树,尤其是对现代都市研究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纽约知识深有研究,曾出版《纽约知识人:纽约市知识人的历史,从1750年到当代的开端》、《知识与公共生活》。1975年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城市意像》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特纳图书。2005年受聘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教授。
纽约和上海是两个很有类比性的城市。它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以对外贸易为特色的商业都市,又都以经济特别是金融创新而著名;其文化创新能力更使之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或17世纪的媲美。
纽约、上海两座城市各自与本国的关系,是它们的另一相似点。比如纽约,它仿佛既是美国的,又不是美国的。上海也有这样的特点。纽约和上海在19世纪以来已成为国际化都市,但都不是意义上的首都。上海为什么和中国其他城市不一样?纽约为什么和美国其他城市不一样?主要因为它们在文化和经济上与世界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上海和纽约在城市的成长过程中与欧洲有密切关系——上海通过旧时的条约与欧洲发生联系;纽约则得益于来自欧洲的种族移民。
我想通过两个方面来探讨纽约创新文化的形成:一是经济、技术层面;二是文化、艺术层面。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种种联系,说明都市创造性文化的社会基础,进而理解模仿与原创、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等问题。具体地说,我想着重探讨纽约人和上海人对作为现代性标杆的欧洲都市的模仿行为与其根植于本土的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本土,拉丁文原义是“根植于土壤”。或许拿上海和纽约来说,城市里的摩天楼就是上海和纽约的“本土”。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纽约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和19世纪技术创新的。在美国,人们常常把纽约和做比较。这两座位于美国东部的城市都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但基础很不一样。一开始,纽约就自认为是一个商业城市,曼哈顿的第一批石头建筑是荷兰人1626年建立新(纽约前身)后开设的洋行。建于1630年,是一个清为获得的救赎而建立的教社区,它的第一批永久性建筑是。这两座城市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自认为是美国文化的源头,其知识文化和文学具有极高水平,如爱默生和以居住在沃尔顿池塘的草屋里蜚声世界的梭罗等19世纪知识和文学界的人物,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相比之下,爱迪生和斯戴勒这些纽约的代表人物,则都是自学成材;诗人惠特曼也是在纽约街头、沙龙、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里自学成材的。美国最伟大的小说《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声称海洋和莎士比亚是他的大学。他觉得爱默生的写作离现实太远,所以梅尔维尔要将他所热爱的莎士比亚从“自以为了不起的文人”那里解放出来。他认为莎士比亚属于纽约,而不属于伦敦,更不属于,应该说纽约可以造就一个更伟大的莎士比亚。他写道:“如果莎士比亚晚生一个年代,就会在百老汇大街上散步”,“而伊丽莎白时代对人的灵魂的也许就不会莎士比亚的创作了。因为我相信,甚至莎士比亚都仍然是有所的。”但是,梅尔维尔补充道,光是在百老汇大街上散步,面对那里复杂和混乱的景象还不能创造出美国伟大的作家,“没有《宣言》是不行的”。
另一个典型人物是女作家福勒(MargaretFuller)。福勒在1830年代是爱默生超验主义者圈子的一员,因善于“交谈”而著名,但她那才华横溢的“交谈”只在私人小圈子里展开,听众只有女性。但是后来,她出版了准女权主义著作《19世纪的女性》,并开始用这种方式在领域讲话。因为这本书,格里利(HoraceGreeley)将她带到纽约,专为《纽约论坛报》写作,福勒遂成为美国第一位全职书评家。爱默生及福勒在超验主义者圈子里的朋友们认为,都市日报的笔墨会弄脏她的手,特别是一双女性的手。但纽约却不这么认为。纽约给了她机会,而她则充分享受这样的机会。纽约使福勒得以从私人和朋友的小圈子公共生活领域,允许她(正如她自己所说)“推动思想的浪潮向前”,去实现她在当时男性公共文化中建立自己地位的渴望。在格里利的鼓励下,福勒从写书评开始,渐渐扩展到在上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她在纽约出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位于黑井岛(今天纽约的东斯福岛)的女性避难所访问“自己性别中最不幸的人群”,开始对都市的贫困现象、慈善事业以及进行调查并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在纽约,她遍尝各种生活体验。对于福勒和许多人来说,纽约是一架学习机器,所提供的远比的崇高理想和阶层的高等学府更多、更重要。
美国文学史上除了新英格兰传统之外,一直还有一个纽约传统,一个因其地方主义色彩淡漠而不常被人提起的传统。面对着哈德逊河口的纽约人更易于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所侨居的这座大都市总是世界主义的和不断变化的。奠基时代的新英格兰人的确从他们紧密而根基深厚的社区汲取力量,但他们也因这些地区的封闭性而受损。纽约的男人和女人都以绝然不同于新英格兰人的方式属于世界,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一种只有极少数新英格兰人才有的对于国家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