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乘风破浪》影评：“小镇青年”的影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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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借用怀旧消费叙事的套，在青年时光回眸中进行青春梦想绽放与无奈现实的对比，并由此传达出一种悲观意识：面对以父权和为代表的支配性文化，青年们终究难以实现人生的“叛逃” 。
近年来，随着到影院观影逐渐成为春节“新民俗” ，春节档也已发展为国内电影票房市场的“兵家必争之地” 。进入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自然寄望于该档期能够在“返乡青年”与“留守青年”的合力作用下，再次展现本土市场令人的电影文化消费能力。国内电影领域的各大资本纷纷逐鹿春节档，中影、万达等投资《西游伏妖篇》 ，光线、猫眼等参与出品《大闹天竺》 ，亭东影业与博纳影业合作《乘风破浪》 ，耀莱影视领投《功夫瑜伽》 。如今，国内电影人角逐资本游戏的技巧愈发高超，也借此推动了票房高企，有数据显示，在预售、票补等多种营销手段的配合下，今年大年初一创下8 . 02亿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纵观这个颇为“拥挤”的春节档，上述几部作品中不乏票房优异但风评差劣者。以豆瓣电影评分为例， 《西游伏妖篇》 《大闹天竺》《功夫瑜伽》得分均低于6分，唯有韩寒执导的《乘风破浪》拿到6 . 9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一众产业大数据纷纷将“小镇青年”列为潜力无限的新一代市场主体。青年观众是电影消费者的主要构成群体，如何在银幕上建构青年形象、反映甚至引领青年文化是电影创作难以避免的重要命题。但是，单从题材角度分析，上述作品中唯有《乘风破浪》尝试梳理小镇青年们的成长脉络，并试图由此实现与目标受众的情感勾连。而前三部作品分别是对“西游”叙事、“囧”式公片和夺宝喜剧片的再度开发和挖掘，过度注重IP的续写和仿制，部分受众可能会因为类似影像的不断重复而产生审美疲劳之感。
《乘风破浪》借鉴了陈可辛于1993年执导的《新难兄难弟》的基本叙事框架与父子和解的主题。《乘风破浪》与《西游伏妖篇》等三部作品的题材创制策略并无二致，但是在具体实施层面却稍显狡黠，部分青少年受众或许从未听闻过《新难兄难弟》这部作品，自然不会产生视觉上的似曾相识之感，更罔论将这种模式拷贝视为影片的减分项。
《乘风破浪》与《新难兄难弟》均采用了父子失和——意外穿越——子认同父——回到现实（父子和解）的基本叙事脉络。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两部影片均在剧情循序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外露出强烈的父权主导意识。在时空跃动这一“兔子洞”的前端，最强烈的矛盾冲突源自于子辈的弑父情节，而在另一端，子辈却又必须在经历过虚妄时空中力比多的之后，无条件地于父辈的价值观念。这两部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 《新难兄难弟》中儿子楚原最终认同的是父亲作为“管”地带中的社区或曰平民英雄的社会身份，而《乘风破浪》中徐太浪与其父徐正太共同心向往之的却是为恪守江湖、热衷复仇等行为的民间侠客，而在和平年代，后者更为准确的身份描述理应是。
从强硬的反叛到无奈的理解，长大的“门票”正是青年群体棱角的消失与主体意识的淡化。之所以说《乘风破浪》中青年文化与支配性文化的和解是想象性的，其中缘由在于青年群体并未通过怀旧叙事或者仪式、符号层面的抵抗，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物关系或者社会地位的变更。吊诡之处在于，这两部影片中的父亲楚帆与徐正太并非模范家长，前者常常仗义疏财致使家中穷困，后者更是动辄对儿子徐太浪施行，这些能够致使日常生活“脱轨”的核心矛盾尚未得以化解，父子和解似乎为时尚早。
《乘风破浪》着意渲染了父辈与子辈之间想象性的和解，同样的文化意识曾在《童梦奇缘》 《重返20岁》等幻想题材电影中得到反复筑垒。 《童梦奇缘》中，离家出走的儿子在神奇药水的助力下一夕之间长成大人模样，随后在与父亲的交流中知悉其“童心”所在，并了解其“无奈”出轨的原因是现实生活压力所迫。 《重返20岁》将毒舌、挑剔、任性的奶奶沈梦君刻画成导致家庭、朋友争端的“祸源” 。世代之间的隔膜看似难以穿透，影片只好通过摄影术为沈梦君召回年轻的身体，并且任由她按照年轻时期的口味喜好来孙子项前进的音乐和穿着，前进等人面对被长辈复活的青年文化毫无抵抗能力，两种青年文化竟然毫无阻隔地融洽相处。影片结尾处，沈梦君为救前进自己的青春年华，家庭之母的献身成为破解一切风浪的理由，由此隐喻母亲为哺育子辈所作出的巨大。这些影片没能回答的问题是，当青年群体面对业已“犯规”的长辈的管制，难道必定要在父母的约束下乖乖从命？抑或者，是否存在建立子辈与父辈协商对话机制的可能性？
作为分析学中弑父情结的“双生花” ，恋母情结同样在《乘风破浪》中得到呈现。徐太浪不仅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试图追求自己的母亲，还在她怀孕后代行父亲职责，探听胎儿动静。如果说，徐太浪在归附父权的过程中，还曾进行过仪式性的抵抗与反叛；那么，小花对夫权的依赖和从属几乎是无条件的，她甚至如同母亲一般迁就着“孩子”一样的徐正太。如此看来，女权主义者们影片主题曲《男子汉宣言》有“直男癌”之嫌，也不无道理。影片结尾处，徐正太父子以复仇为名再度离孕的小花，更加证明影片试图将女性建构为接纳男性情感的一种象征符号。因此小花的死亡，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青春时代的散场与终结。
春风街与亭林镇，是《新难兄难弟》与《乘风破浪》浓墨重彩建构起来的乌托邦空间，也是留存于大众集体文化记忆中的时代“飞地” 。相较之下，春风街与《七十二家房客》中的旧式庭院、 《功夫》里的“猪笼城寨”同样带有旧上海时代的文化印记，而亭林镇则映射出上世纪90年代流行文化涂抹下城镇的普遍色彩。这两处象征性空间同样面临着被拆除的时代宿命，楚帆父子曾在混乱的时代春风街免遭染指，但也尝试过顺遂社会发展趋势更新其面貌；徐正太父子更看重亭林镇上的厅、挚爱歌舞厅所具备的象征意味，他们试图的是信息欠发达时代的纯真情感与文化记忆。最终，众人无力物质资本对在地文化空间的，青年群体与、经济权威之间并不存在“议价”的可能性，这也是彼时父与子共同经历的体验。
《乘风破浪》借用怀旧消费叙事的套，在青年时光回眸中进行青春梦想绽放与无奈现实的对比，并由此传达出一种悲观意识：面对以父权和为代表的支配性文化，青年们终究难以实现人生的“叛逃” 。正如影片中插曲所谱写的：“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清的春来冬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