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贾平凹何以抛弃性书写？

　　中国当代作家有个很怪异的现象，似乎离开性，就不知道小说该如何推进。一度，在不少作家笔下，性作为小说叙述的动力，推动着小说的发展脉络，甚至，性成了唯一的叙述动力。此外，性亦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就连并非以描写性小说闻名于世的契诃夫，也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一部中篇小说如果没有女人，就像机器缺少了润滑油那样无法运转。”①契诃夫的话不无道理，纵观中外小说发展史不难发现，性已然成为小说魅力的源泉，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无论文学史还是中国小说史，写性的小说，不计其数。单从当代作家看，“”后，数十年的性压抑、性禁忌逐步缓解，人的获得了解除，性的问题就变得很突出了。随着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人的完全感的增强，两性问题就成了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它在文学中比以往得到更多、更全面、更深刻的表现，恐怕就带有必然性。比如，此一时期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等，都因为写性，成为那一时期的经典作品。此后，性书写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木子美、上海宝贝等一干专营“性事”的作家。再如贾平凹，被称为最会写性的男作家，从“商州”到《黑氏》、《天狗》、《美穴地》、《废都》，可以说，一下来，性几乎成为贾平凹小说的招牌菜。但贾平凹新作《带灯》，却了无性趣，完全抛弃了性书写。这是否预示着贾平凹已经完全抛弃了性书写?贾平凹为何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文本忽然变干净了，他为何会抛弃写《废都》的美学观点?我想，这值得思考。放大一点讲，这是否也着，在性禁忌已然过去数十年，转而发展为性泛滥的当下中国，作家的性书写完全显得多余，性已不再是小说的叙述动力和小说的魅力所在?

　　《带灯》相较于贾平凹其他小说，显得十分别致，抛弃了性描写后，贾平凹通过日常、琐碎的乡村工作图景，将带灯这位新时期的乡镇女干部塑造得特别饱满。性在文学中，只是点缀，就如盖房子，故事、语言、人物、思想性等等这些文学性最基本的指标，才是房子的栋梁，而性，充其量只是瓦当。过多地描写性，不仅会损害文学的艺术性，还会作家本身。因《废都》被闪了一下腰的贾平凹，经过二十多年的尝试与探寻，似乎在《带灯》中找到了新的书写观和美学观。

　　文学中书写性，并非当代作家之创举。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性书写一直存在。中国文学在“载道”的规约和禁欲主义的礼教制约下，连描写男欢女爱的作品，都被视为不，更遑论性书写。但“载道”与礼教只是在面上了性书写，根据茅盾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的研究，其实早在西汉末年已有许多描写性的文学出现，只是因为印刷术尚未普及，手抄本未能传于后世罢了。现在所传的性欲小说，大都是明以后的作品，茅盾据此断定，中国性欲描写始盛于明代。“何以性欲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起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②至《》，中国古代小说的性描写达到了一个高峰。

　　据茅盾的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性描写，走入了写实的魔道——将场面和房中术作为了主要描写点。少有像《》那样，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性只是其说事的道具的小说。使性书写走入魔道的主要原因，在茅盾看来基于两点：一是禁欲主义的反对，二是性教育的不发达。③

　　到“五四”后，个性解放，在反礼教的呐喊声中，一批作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融入了性描写，比如郁达夫，他甚至在《雪夜》中大胆记录了自己第一次的经历，郁达夫这种诚恳、不避讳压力的写作，目的是为表现自己的真，强调自己的真。其实，在反对礼教与向学习的双重下，“五四”时期不少作家都如郁达夫一般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性。郭沫若也曾经这样形容郁达夫：“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假才子们得至于狂怒了。”五四时期作家专注于性的书写，其目的主要是反传统，个性解放，张扬人的主体意识。此后，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性书写慢慢萎缩。尤其是“”期间，连文学的空间都被挤压无几，更遑论写性了。

　　“”后，国家重新步入正轨，且随着之后经济的稳步发展，长期的禁欲与性压抑忽地得到了。“以来，《伤痕》是第一篇描写爱情的小说，由此开创了一个文学时代。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改编成电影时，第一次出现女人乳房的镜头。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有描写、和通奸的情节”④，“有多大，压抑也有多大。而在人的诸多中，性的是最强烈的，它就是生命冲动本身，它所激起的压抑能力也是最大的。”⑤“”后，整个社会的性压抑都太持久，需要，由此，此后的一些文艺作品的性描写尺度越来越宽，由局部喷射到了全面外溢，最终泛滥至上海宝贝等一帮“宝贝”，地展示自己的性行为和滥交史。这和明代性书写大行其道一样，有社会需求的一面。另外，性书写从正面发展到非、毫无，恐怕和后整个社会浮躁，唯、是瞻分不开。

　　贾平凹是中国最能写性的作家，不仅小说，甚至散文都着大量的性描写。贾平凹的性书写，自有“”后整个社会的世情、国情因素，但亦有贾平凹自身的因素，或者，这才是贾平凹之所以热衷性书写的根本原因所在。据贾平凹在《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所透露，他自小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这种秉性在他上学后，越发严重，他的成绩很好，但老师和家长都担心他“生活不活跃”。他写道：“后来，我爱上了出走，背着背篓去山里打柴、割草，为猪采糠……偶尔空谷里走过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甚至还小的女孩子，那眼睛十分生亮，我总感觉那周围有一圈光晕，轻轻地在心里叫人家‘姐姐!’，她能来拉我的手，抚我的头发，然后长长久久在这里住下去。这天夜里，十有又会在梦里遇见她的。”⑥在文中，他还讲述了第一次走出秦岭在车上拨动过一位长得极好看的女孩的脚，以及暗恋一位村里的女孩的事。这是否可以解读为，年少孤僻的贾平凹从小性压抑，木讷自闭，拙于社交，对于两性关系充满好奇，想入非非。少年的经历，对作家的写作肯定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否就是贾平凹长于写性，不厌其烦写性的根源?“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像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性。对待女性，男主人公一律赏玩，保持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在小说之中。”⑦这话有些人身的成分，但并非完全无道理，任本分析，都不应脱离作者自身及作者所处的时代探寻。在《带灯》的“后记”中，贾平凹坦承，“几十年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于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有些像模像样了。”⑧根据茅盾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性书写历史的梳理，性文学描写始盛于明代。像贾平凹这样的奇才，扫遍中国古典及文人笔记，自然也不会落下那些吧。网上就有好事者将贾平凹小说中的性描写和古代小说做了对比，从中不难发现贾平凹性书写与古代性书写的姻缘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的情与色》中，作者也为我们梳理了中国古代大量的性描写，这和茅盾对中国的性欲小说中表现出的几种怪异的特点中的“狂”相互佐证。“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都是带着狂的气氛的。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性欲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以使女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写西门庆喜于时在女子身上‘’，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性欲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⑨

　　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多人都写性，陈的《白鹿原》、老村的《骚土》、苏童的《米》、余华的《兄弟》、林白的《花开》、《一个人的战争》、阿来的《尘埃落定》、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但没有哪一位作家如贾平凹，那么钟情于性书写，几乎每部书都写性。尤其是《废都》，不仅被称为当代《》，贾平凹本人也“荣获”了当代兰陵笑笑生之称。

　　“由于性题材对众多的接受主体具有巨大的力，在小说的叙述魅力榜上一直占据首位，才使得这方面的描写屡禁不绝，虽然常常受到一些君子们或理直气壮或的，但却受到小说作者与读者联盟的欢迎。”⑩徐岱在研究了中外小说史后，发现性一直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他认为，“人类性意识的核心是一种感情，这正是小说之所以要竭力引荐性题材的基本出发点。因为艺术上的魅力，说到底就是一种感情上的征服力。”(11)

　　在中外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因为描写性而成名。比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罗伯特?沃勒的《廊桥遗梦》，杜拉斯的《情人》等，都不乏大胆甚至直接的性描写，但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名著。再比如陈的《白鹿原》也有许多性描写，甚至很，但在当代文学史上，仍然被奉为经典，至今热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老村在《骚土》中的性描写，直可谓中国小说写性的模范文本，精当，典雅，让人读来意蕴无穷。譬如：《骚土》上卷少女黑女因想获得一枚像章而被庞二臭，被后的黑女睁开眼睛看到像章“闪亮地放在那里”；下卷《嫽人》的结尾里，后的黑女与极度性饥渴的歪鸡在河滩上野合的场面，更像是对人类顽强生命力和性向往的一曲神圣的颂歌，更让人感受震撼的是，这场野合恰巧发生在76年那次惨烈的地震中，男女在性动作里伴随着地动山摇，和新生，因此又有了极其深刻的含义。

　　贾平凹也写性，但贾平凹的性书写却诟病。我以为，这主要是因贾平凹偏爱书写的性，如、、月经期间等等，完全没有美感可言。另外，在贾平凹不少小说中，性书写完全是多余的，性泛滥也是其遭受非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性书写的美在于意境美，在于朦胧美，写性的意义在于性可以突出时代、人物的特性，而非像房中术一样描写过程和细节。

　　比如，贾平凹多部作品中，都描写了女性在月经期间的场景。在《废都》中写第三次幽会时唐宛儿说自己正来着月经不能，可庄之蝶要行事，直弄得“血水喷溅出来，如一个扇形印在纸上，有一股儿顺了瓷白的腿面鲜红地往下蠕动，如一条蚯蚓”。当唐宛儿问他是不是想起了景雪荫时，庄之蝶“更是发疯般地将她翻过身去继续”，“血水就吧嗒吧嗒滴在地上的纸上，如一片梅瓣”。就在唐宛儿为其堕胎后不久，身上还带着血，庄之蝶“飞鸽传书”约她到“求缺屋”幽会，“三吻两吻的两人就不知不觉合成一体……待到看时，那垫在身下的枕头上已有一处红来”，庄之蝶竟用钢笔将那处红画成了一片枫叶，还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其津津乐道的描述令人发呕。《佛关》中写魁与兑子后，“兑子站起来……双腿上有了红的血迹，如花如霞，如染的太阳……”。在《美穴地》中，苟百都在马背上抢来的女人，“一注奇艳无比的血，蝗蚓一般沿着玉洁的腹肌往，这景象更大刺激他的兴奋了，浑身肌肉颤抖着，嘿嘿大笑。”这些不洁的性书写，在贾平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另外，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何种食物、植物也好，地形也罢，贾平凹都能赋予它们性的含义，似乎不用性，就不能撩直了嘴巴说事。比如：

　　理发店的后门开着，后院子里栽着一丛芍药，那个小伙子用小竹棍儿扶一根花茎，我让他给我理起发了他还不停地拿眼看芍药，说：“花开得艳不艳?”我说：“你好好理发，不许看花!”不许他看，我可以看，这花就是长得艳，花长得艳了吸引蜂蝶来授粉，那么花就是芍药的生殖器，它是把生殖器顶在头上的?(《秦腔》)

　　花朵就是草木的生殖器。人的生殖器是长在最暗处，所以才有偷偷摸摸的事发生。而草木却要顶在头上，草木活着目的就是追求，它们全部精力长起来就是要求显示自己的生殖器，然后赢得蜜蜂来采，而别的草木为了求得这美丽的爱情，也只有把自己的生殖器养得更美丽，再吸引蜜蜂带了一身蕊粉来的。(《废都》)

　　“你瞧瞧这山势，是不是个好穴地?”舅舅说。我看不出山梁的奇特处。烂头说：“像不像女人的阴部?”这么一指点，越看越像。“你们也会看风水?”“看风水是把山川河流当人的身子来看的，形状像女人阴部的在风水上是最讲究的好穴。”(《怀念狼》)

　　一个椭圆形的沟壑。土是暗红，长满杂树。大椭圆里又套一个小椭圆。其中又是一堵墙的土峰，光光的，红如霜叶，风风雨雨终未损耗。大的椭圆的外边，沟壑的边沿，两条人足踏出的白色的十分显眼，的交汇处生一古槐，槐荫，如一朵云。而椭圆形的下方就是细而长的小沟生满芦苇，杂乱无章，浸一道似有似无的稀汪汪的暗水四季不干。(《瘪家沟》)

　　拿贾平凹最受争议的《废都》来说，1993年《废都》出版后，一度掀起了“《废都》热”，几个月后，仅关于《废都》的集就多达13部。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书中过于泛滥的性书写。客观地说，《废都》的性描写的确表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都市生活的新变化，表达了人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迷茫和挣扎，也写出了知识面对城市文明的冲击所表现出的困惑逃避，但问题是，在书中，性过于泛滥，性本身冲淡了主题，得不偿失。“《废都》的性描写恰恰了性在人们心目中的模糊性和虚幻性。《废都》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性描写缺乏一种美学上的，使描述成为一种情绪的肆意宣泄，作家言说的冲破了的约束，表达的犹如洪水猛兽，奔腾而下，造成小说中性描写的泛滥，给人一种‘慌不择言’的感觉，小说中直露的性描写打碎了性的朦胧感和神秘感，了读者对性的丰富联想和美好想象，从而失去了文学上的美感，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厌倦和，这就好比吃糖，糖少了，不甜，不过瘾；糖多了，就会太腻，让人犯酸。”(12)

　　另外，书中多是的性行为，除了上述提到的在月经期间外，主动加入3P、恋足等，也在书中肆意铺展。比如，一次，柳月当场发现庄之蝶与唐宛儿正行着好事，那唐宛儿滚着，一声儿乱叫，要庄之蝶上去，腿中间水亮亮一片，庄之蝶也就上去了。接着是近500字的“关键性”动作描写。而此时的柳月已眼花心慌，憋得难受，要走开，却迈不开脚，眼里还在看着，见那唐宛儿一声惊叫，头摇了，双手痉挛般抓床单。柳月就像“喝醉了酒，身子软倒下来，把门撞开”，引得二惊。继而，庄之蝶再抱了柳月去房里，重开锣鼓，再整沙场，杀将开来。这时，轮到唐宛儿“在门口看着”，直至“见两人终于分开，过去抱了柳月说：‘柳月，咱们现在是亲亲的姊妹了’”。你可以辩解说，这是反映知识的颓废，但难道反映知识的颓废只有依靠性，依靠滥交吗?知识的，最深刻的是上的软骨，这比上的更具危害性，更值得书写。难道贾平凹连这个都不知道?

　　“性既是也是，它本身有私密性，一般来说不属于公共生活领域，把它放在下就是不舒服。”(13)更何况贾平凹将这写的性行为地展现出来，肯定让人觉得不舒服，给人格调不高的感觉。李敬泽在探讨中说，“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溶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14)《废都》在性描写上，不是温水化盐，而是在水里撒了沙子，搅混了原本干净的水，因此《废都》的性描写只能失败。

　　《废都》出版后，不仅评论界、读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也随即作出回应。1994年1月20日，市新闻出版局下达《关于收缴〈废都〉一书的通知》，通知指出：“该书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普遍认为，《废都》一书对两性关系作了大量的、低级的描写，而且性行为描写很，性心理描写很具体，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书中用方框代表作者删去的字，实际起到了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局对出版社出版《废都》作出以下处理：《废都》一书停印、停发，并不得重印，凡已印刷而未发出或者在图书市场上销售的，必须全部收缴；出版社出版《废都》一书的全部利润，并加处二倍的罚款；责成出版社就出版《废都》一书写出书面检查，对《废都》的责任者作出严肃处理。”(15)因写性遭受到、界，甚至如此严厉的和处罚，在近二十多年来，实属少见。《废都》事件后，贾平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再晚出版几年，就没事了。但这个事件，对贾平凹的性书写，还是有了很大的影响，2005年，借新作《秦腔》出版之机，贾平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废都》事件后，他对性描写开始谨慎起来。此后的诸多作品中，虽然也写了性，但较《废都》就显得克制多了。

　　2011年出版的《古炉》，贾平凹笔头就开始变得很干净了，到2013年的《带灯》，贾平凹完全放弃了性书写，我想，这并非偶然或者贾平凹刻意为之。这和古代、八十年在文学作品中写性一样，也有着社会变革的因素。在中国古代，三妻四妾，妓院林立，要得到性并不难，但因媒介形式少，要在文学艺术中直观地感受性，寻求感官刺激却相对很难，如此，性文学、春宫图方能大行其道。但如今却不一样了，媒介形式多样化、多元化，声光电、3D，从性刺激的角度讲，远比文字更具冲击力和刺激感，而且上网，很短的时间就能下载一部，何需费时费力去读小说?六十多岁的贾平凹，也算看清了时代巨变，顺势而为了。

　　小说离开性之后，作家就要寻找新的小说动机和线索，这才是最重要的。在之前，性几乎成了拉动小说叙述的主要动力，就像一个人必须以车代步，离开车子不会走一样。离开性描写的小说就要真正学会用脚走，寻找生活的本质、人性的本质去作为小说的动机和线索。

　　没有性的干扰，《带灯》整个叙述也显得平和了，同时，小说抛弃了过去贾式小说过于浓重的戏剧味道，呈现出生活本身的味道，接地气。小说不是戏剧，生活是平和的，没有那么多戏剧情节的。每天都是相似的日子，这才接近生活本质。比如《带灯》，推动小说叙述的，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从《带灯》中看得出，贾平凹不再喧哗地唱“秦腔”了。同时，没有性的推动，带灯这个人物的形象显得更加饱满。

　　中国受戏剧影响较深，小说太重戏剧效果，也就是太强调冲突，所有铺垫，都是为而去，其实，这样反而了小说的真实感，给人的感觉是距离生活越发遥远。真正的生活就像一望无际的沙漠，没有起伏，就是有，也是一丘连一丘，相似的沙丘的起伏，无休无止，但是这样的沙漠却是最壮观的。自然界告诉我们，这就跟生活和小说一样的道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是平淡中显示了美。何况，现在的年代，大家的故事都一样，没独特的，只有心理细微的差别，而这差别最难写，也最见作家真功夫。中国小说家要转型，随社会转型，大起大落的时代过去了，谁的故事都别想打动谁。作家的写作，必须回归到自身，从最微小的思想情感体验着手，而不是编故事哄人，依靠性吸引眼球。这是这些曾经辉煌的作家们唯一的出，包括贾平凹。作家回到生活里了，想写现实，但是却很迷茫，中国作家都在找子。我们的小说家，一直功利化地写小说，能发表，抓眼球，有喝彩就行，现在这个子不行了。他们的制胜法宝，还比不上网络上的段子。

　　贾平凹还是静下来了，他是一个到家的作家，他也在寻求出。性，也不好写了，不再是吸引读者的法宝，谁都知道怎么，到处能看见，不稀罕了。戏剧，，甚至网络新闻，都很火爆，谁看小说故事，小说家咋办?要做戏剧、电影、网络做不到的才行。贾平凹一直是领头的，找出。作家应去解剖生活，解剖人在面对各种状况时的心理体验，这个是人类共同的，才会有共鸣。然后，努力探索出新的小说表现形式。贾平凹在《带灯》中，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亦作了探索，首先，在小说中融入进了“短信体”，这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贾平凹通过26封短信，把无望中的期望，无奈中的等待都表达了出来，将带灯的心灵世界表达得非常饱满、充分。”(16)整本小说，被无数长短不一的小标题统摄，这让贾平凹在叙述上更游刃有余。同时，《带灯》将贾平凹绘画、书法的功底也很巧妙地融合了进来，比如，小说第149页“向鱼问水”，才130余字，大量留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在语言上，《带灯》也极具色彩感。这些，都是贾平凹抛弃性书写后的成功转型。

　　如今，再大肆写性，外和内都不允许，所以要另起炉灶。从外来讲，性动力没了，没人稀罕了，过多地写性，还会给人留下格调不高的感觉，不利于作家本人的成长。从内来说，贾平凹年纪大了，六十多的人，或许已经活出味了，对啥都不再觉得稀奇。不要排除人性因素，每个作家都一样，这些都要考虑。

　　带灯这个人物，是打开《带灯》这部六十余万字的小说的一把钥匙。我一直觉得，“带灯”这个名字，是贾平凹深刻思考的产物，同时，也暗含着贾平凹小小的——这两个字，暗含着贾平凹对当下乡土中国现实困境的一种思考，或者准确地说是忧虑。

　　带灯，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暗示。带灯原本叫萤，她是跟着马副镇长到红堡村给一个超生妇女做结扎手术，因被吓到，慌乱而坐到门口的草垛上，本来讨厌萤火虫的她，看到“萤火虫还在飞，忽高忽低，青白色的光一点一点滴在草丛里、树枝中明灭不已。萤忽然想：啊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于是，第二天，萤就宣布将萤改名为带灯。”但最后，莫名其妙地成了后，带灯患上夜游症，甚至也出了问题，并且由一个爱干净的漂亮女人变成了长了虱子也不觉得难受的乡村女干部。“灯”似乎也灭了，这似乎也暗含了作者对当下乡土中国的忧虑。

　　小说的开头，即写了一件樱镇人元老海带头抵制修建高速公的事，“元老海带领着人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啊，碾啊，有种就从身上碾过去呀?!其余人就挤向那辆小卧车，挤了一层又一层，人都被挤瘦了，车也挤得要破，再外边的还要往里挤。”樱镇的风水保住了，却变成了樱镇干部的伤心地。“樱镇的干部，尤其是和镇长，来时都英英武武要干一场事，最后却不是犯了错，就是灰不蹋蹋被调离，从来没有开过欢送会。”樱镇农民的刁蛮和干部的际遇，在小说开头，就埋下了伏笔，也为带灯这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女干部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先看看带灯对虱子的态度。元老海带领人修那天，皮虱子就飞到樱镇，樱镇人无论普通农民还是镇领导，都长虱子，而且，樱镇人也习以为常，不觉得难受。带灯刚到樱镇时，在院子里晒被子，办主任白仁宝把他的被子紧挨着带灯的被褥，带灯赶紧收了自己的被褥，以防虱子跳到自己的被褥上。此后，带灯给镇长灭虱子。她给出的和措施是：各村寨村民注意卫生、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衣服，换下的衣服用滚水烫，再村委会买上些药粉、硫黄皂定期发给各家各户，在镇街三个村建澡堂。但文件发下去，南北二山的几个村长却用文件卷烟吃，完全不当回事。每次下村，带灯再晚都赶回家，怕的就是染上虱子，但到最后，“带灯身上的虱子不退”。小说写道：“那个晚上，几十个老伙计都没回家，带灯和竹子也没有回镇大院去，他们在广仁堂里支起大通铺。从此，带灯和竹子身上生了虱子，无论将身上的衣服怎样用滚水烫，用药粉硫黄皂，即便换上新衣裤，几天之后就都会发现有虱子。先还疑惑：这是咋回事，是咋身上的味儿变了吗?后来习惯了，也就觉得不怎么恶心和发痒。带灯就笑着了，说：有虱子总比有病好。”从讨厌不可理解，到灭掉虱子，再到后来自己身上也长了虱子，还觉得习惯，这样的变化，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美丽、文艺的女乡镇干部逐渐被乡镇腐蚀的过程。这也是理解带灯，理解《带灯》的关键所在。

　　再说说带灯在综治办主任这个上的处境。“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主角是男性形象，启蒙与救亡的现实主题，都选择男性作为历史的代表。”(17)贾平凹的小说，也多采用男性视角叙述，很少启用女性作为小说的讲述者。在贾平凹所有小说中，带灯是第三个被启用的女性叙述者。第一部是贾平凹的成名作《满月儿》中的满月儿，第二部是《土门》中的眉子。而且，带灯在整个文学史上，都属崭新的女性形象——乡镇女干部。让一个文弱的女性作为当下矛盾重重的乡土中国的讲述者，这本身就寄托了贾平凹对当下中国的一种强烈的意识。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说，“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无决，有些无决了就学猫刨土掩粪，或者见怪不怪，，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什么都没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的问题，法制的问题、的问题、的问题、生态的问题，一颗麻疹出来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

　　带灯所处的大就如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危机四伏，从小来说，樱镇本来就是一个闭塞、“废干部”的乡镇。看到老户的困难，带灯也会同情，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甚至看到在大矿区打工染上矽肺病的十三个人之后，主动搜集，不惜得罪领导为他们的赔偿上下奔波。但在这样一个中，带灯也发生了转变。当带灯刚到樱镇时，跟着马副镇长到红堡村抓已经生过两个女孩还没做结扎，且一直潜逃的妇女，当找到妇女时，计生办的人“将那妇女压在炕上做手术”，的公公将马副镇长打伤，带灯还是感觉了害怕，“她见过也动手拉过村里的妇女去镇卫生院做结扎手术，但从来没有经过到人家家来做结扎的，心里特别慌，捂着坐了很长时间。”刚到樱镇工作不久的带灯面对如此无的行为还感到恐慌，但身处在这样的乡土中国的现实里，带灯经过一次次截访、处理各种纠纷后，当她截堵户时，对工作人员见怪不怪，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比如，小说在写截堵老户生时，带灯的“冷静”。小说写道：

　　带灯把煤油灯一点着，司机先冲了过去按住生就打。再打生不下炕，头发扯下来了一撮仍是不下来，杀了猪似地喊：人呀，啊救命!张膏药家是独庄子，但夜里喊声瘆人，司机用手捂嘴，生咬住司机的手指，司机又一拳打得生仰八叉倒在了地上。

　　带灯点着一根烟靠着里屋门吃，竟然吐出个烟圈晃晃悠悠在空里飘，她平日想吐个烟圈从来没有吐成过。她说：不打啦，他不去镇也行，反正离天明还早，他们在这儿，咱也在这儿。并对竹子说：你去镇街敲谁家的铺面买些酒，我想喝酒啦，如果有烧鸡，再买上烧鸡，公家给咱报销哩。竹子竟真的去买酒买烧鸡了，好长时间才买来，带灯、竹子和司机就当着生张膏药的面吃喝起来。

　　带灯成了鲁迅所的“看客”，心安理得地面对她曾经讨厌的一切行为，这本身也是对当下乡土中国的一种真实写照。谁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做的“看客”。

　　最后，看看带灯给元天亮的信。带灯在并不平静的乡镇，她内心是孤独的，首先，她的丈夫义无反顾地离开学校，到外面的世界绘画谋生。她内心的苦楚，没有可以宣泄的对象。带灯的丈夫只出现了一次，那一次是她的丈夫到樱镇。按照常理，小别胜新婚，但我们看不到带灯丈夫对带灯的感情，同样带灯对丈夫的感情也没有，丈夫回来，是陪画家住在外面的，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了，却又以争吵而结束。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在乡镇，又得不到丈夫的爱，再加上工作上的疲惫、委屈，带灯无处倾诉。若按照当下的小说的套，或者就按贾平凹一贯的风格，带灯这样孤独的女子，应该有香艳的性生活，这有现实基础，但贾平凹却放弃了对性的书写。其实，从整个小说的发展看，恰恰是没有性书写，才将带灯的孤独，带灯在现实乡村中国的困境写得透彻入骨。

　　小说写到一次带灯镇长的性暗示。“樱镇上的女人弯下腰了都是三角性形，而带灯的是圆的。镇长禁不住手去摸了一下，声音就抖抖的，说了一句：带灯。带灯怔住，立即站直了身，她没有回头看镇长，说：我是你姐!镇长说：啊姐，我，我想抱抱你……的衣服。”之后，带灯说：你肯认我这个姐，姐就给你说一句话，你如果年纪大了，上没指望了，你想怎么胡来都行。你还年轻，好不容易是镇长了，若上还想进步，那就管好你!

　　带灯没有现实的爱恋，但寂寞、孤独的她亦需要排遣，而元天亮，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的省城，就成了带灯倾诉、暗恋的对象，她一共给元天亮写过26条短信，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但元天亮却很少回信，其实，带灯也知道，她是在做白日梦。带灯是现实中的带灯，但现实让她喘不上气，她又无法自己，就只能依靠给遥远的元天亮写信来让自己自外于现实，求得心灵上的超越。

　　从名字的寓语上看，带灯的名字来自萤火虫，而萤火虫的光亮毕竟太微弱，无法自己，更无法问题重重的乡土中国，于是，她希望“天亮”，她不停地给元天亮写信，这似乎也是贾平凹的神来之笔，但元天亮却很少回信，这又是一种巨大的失落，带灯的失落，带灯所蕴含的乡土中国的失落。陈晓明在分析《带灯》时写道：带灯只是一个人，带着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影子一样的竹子，就像堂吉诃德带着桑丘一样，带灯难道就是一个当今的女堂吉诃德吗?在竹子看来，“带灯如佛一样”，充其量只能完成救赎。(18)

　　《带灯》最具震撼效应的是结尾，身先士卒的带灯在元家和薛家的恶斗中，不仅受伤，而且事后，导致此次两家伤及人命的恶斗元凶——、镇长、马副镇长等一干人等竟然没事，而带灯却被处分，“给予带灯行政降两级处分，并撤销综治办主任职务。”此后，带灯患上了夜游症，而且“脑子也有问题了。”作为综治办带灯主任的助手的竹子，由此也开始。这是现实中国最滑稽的事。

　　很多家都注意到小说最后一段提到的萤火虫阵，我的理解是，小说的核心，最后应该是落在马副镇长和带灯的对话上，当带灯问天气预报情况时，马副镇长回答说：天气预报说又要刮大风了，又要刮大风?马副镇长说：一番风一番凉，今年得多买些木炭了。带灯说：这天不是正常的天了，带灯，这天不是天了。这简单的对话，透露出无穷的含义。

　　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说，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写《带灯》了，说：写了那么多了，怎么还写?是呀，我是写了那么多还要写，是证明我还能写吗，是要进一步以丰富而满足吗?我在审问着自己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在呢喃着，我以为是我家的狗，后来看见窗子开了道缝，又以为是挤进来的风，似乎那声音在说：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我吓得一身的冷汗，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那个声音又响：那你还浪费什么纸张呢?去抱你家的外孙吧!我说：可我丢不下笔，笔已经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吗?那声音最后说了一句：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位诗人的话：白云开口说话，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书桌上痛哭。

　　贾平凹哭什么?是他终于在《带灯》中找到自己最终的写作“母题”了吗?还是他觉得，六十多岁后，终于真正找到了他所想要的文学了吗?

　　张新颖在贾平凹《带灯》研讨会上说，生的另外一个方面，在于贾平凹经历并超越了中年危机，到了60岁，贾平凹的状态更好。创作如果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是养生的，写作对于贾平凹来说，是使自己的生命不断往上，往好，往正的方向努力的一种行为。(19)

　　当然，《带灯》对贾平凹来说，是随时赋型的机会，贾平凹熟悉农村，直到如今，依然常年跑到乡村，若贾平凹将笔触真正融入到乡土、贴着土地书写，书写自己熟悉的土地，那么，贾平凹还将大有可为。另外，一个作家，只有将他的笔触伸向自己熟悉的土地，他的写作才有意义。贾平凹作为一个引领中国文坛的大家，他都开始转型，朝更积极、健康的角度去书写，我想，对整个当下文坛，也一定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引领效果。

　　上文我已经谈过，贾平凹自1981年便迷恋上了书法、绘画、戏曲，格调高雅，一句话，只要贾平凹不要功利，我想，放弃性书写后，他能更好地贴着土地书写，写出优秀的中国小说。

　　①参见《契诃夫论文学》中关于《草原》的评论，转引自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页。

　　②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张国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③参见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张国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④郝建国：《贾平凹：如果不写“性”，还能写什么?》，载《华商报》，2008年7月24日。

　　⑧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页，文中引用《带灯》内容，皆为此版本，以下就不再一一标示。

　　⑨参见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张国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3)参见《毁誉交加的“性描写”?作家评论家谈小说中的性》，《南方日报》，2006年2月11日。

　　(14)参见《毁誉交加的“性描写”?作家评论家谈小说中的性》，《南方日报》，2006年2月11日。

　　(15)参见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神游》(3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6)参见《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中张新颖的发言，《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

　　(17)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18)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19)参见《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中张新颖的发言，《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