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他性”的城市与城市文学

　　要想重建城市文学的理想性，就必须从总体性的重建的角度入手。对于今天的城市文学写作或乡土写作来说，重要的不止在于探索，更在于文学的整体性或总体性的重建。看不到这点，城市文学的理想性的探索便无从谈起。

　　城市文学的写作自始至终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有关城市的想象始终与对乡土的想象联系在一起。20世纪50—70年代，有所谓“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的对立，而随着80年代以来的推行，及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文化想象重新回到五四以来形成的所谓进步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的主导模式中去，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学的写作又有了新的变化。可以说，对于城市文学的发展的考察，没有乡土文学的参照及其作为他者式存在，便不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城市文学中的“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构成，而是不断变化和被塑形的构造物。其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构成部分，一个是乡土文学中对城市的想象性建构，一个是城市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塑造，即作为想象对象的城市和作为表现对象的城市。某种程度上，乡土文学构成了城市文学的另一面。我们对乡土的表现构成了城市的参照。城市文学的现实性和理想性只有放在这一参照中才能更好地加以把握和理解。

　　我们之所以要从城乡二元对立的角度理解城市文学的现实性和理想性，是想指出：如果说城市文学的现实性更多指向自身，那么其理想性则指向他者。就城乡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社会而言，城市一方面被赋予文明和现代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被赋予其反自然的特征，城市文明病是与城市的现代形象（及现代化进程）相伴始终的。这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来的必然结果，其表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是互为前提和结果的两种叙事动力，一方面是“到城里去”的持久冲动，一方面是上的返乡，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上的返乡冲动，完成了城市文学的理想性的重要构成。这在知青文学的部分作品如铁凝的《村带我回家》、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韩少功的《归去来》，以及贾平凹的《商州》《商州初录》等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有极为象征性的表达。但这种返乡的冲动，在全球化的今天似乎已经终结。在徐则臣的《耶撒冷》中，当小说的主人公们在涌动起返乡的冲动时，却发现故乡的消逝或不再，于是“到更远去”就成为他们上的潜在追求。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无家可归”，更是此一时代城市文学的理想性的症候式表达。简言之，对于城市文学而言，其理想性并不仅仅指向自身，更指向他者。理想性在城市文学那里更多是一种他性存在。

　　就城市文学的现实性而言，城市文学当然要以其现实日常作为表现对象，但若以为城市日常的表现仅仅指向自身，这也是。我们知道，在近现代文学史中，乡土文学一直充当关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寓言写作的象征。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虽然从两个不同方向构筑了乡土小说的脉络，但在塑造有关中国的形象上无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不外乎沉闷的、迟缓的和封闭的存在，就像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所显示的，的、悠远的和即将流逝的田园乌托邦。这是有关中国形象的两个侧面。这一状况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一度中断，80年代以来仍在延续。只是这时的乡土文学，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其表现出来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的主题，因为涉及到这一宏大叙事而具有此一时代的性内涵，但作为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寓言写作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种状况，决定了此时的城市文学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构成为乡土文学的他者式存在。也就是说，有关城市的想象和对城市的书写，很多都是在以乡土文学作为他者的前提下完成的。就前者而言，最典型的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黑娃》、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铁凝的《哦，香雪》等。城市一方面是的和陌生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作者/叙述者的理想。比如说黑娃（《黑娃》），通过城市的馆，建构了他作为中国农民和美国总统的想象性关系，而香雪（《哦，香雪》）、高加林（《人生》）和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则通过知识或书本建构起有关城市的想象和美好形象的建构。正是这一以乡土作为中国寓言的象征，使得城市具有了某种理想性的品格。而这一理想性的品格，在邓友梅的《寻找“画儿韩”》、刘心武的《钟鼓楼》、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雕花烟斗》、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等对城市的书写中有着进一步的展现。这样一种“文化化”的城市写作是在“风景的发现”的意义上展开的对城市文明的回溯和追溯。城市日常被打上或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乡土农村的虽然带来传统的失落，但这些小说所显示出来的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却在告诉我们，传统也存在于城市，尤其存在于市井里巷。但恰恰是这些小说，其实是最不具有现实性的。它们是以对现实的文化内涵的挖掘来完成对现实日常的有效遮蔽：现实日常的惯性、平庸和沉闷都在文化的光晕中湮没不闻。

　　城市文学写作线年代以来。比如说的《月亮背面》和新写实小说中的刘震云、池莉和方方的部分作品。《月亮背面》充分展现出此前建立的有关城市想象的破灭和坍塌，现实劈面而来。而与这一起到来的，是全球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这个脉络上与其遥相呼应的，是前几年的长篇作品《福布斯咒语》。刘震云等人的作品诸如《一地鸡毛》则把城市日常的琐碎而又坚硬的一面凸显出来，这种情况下，对于主人公而言，“豆腐馊了”可能要比所谓的诗歌、理想和爱情等等宏大叙事要严峻而急切得多。某种程度上，正是有了新写实小说的成功“祛魅”，才会有这之后的晚生代作家的城市写作，诸如韩东、朱文、何顿、东西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以一种不约而同的方式呈现出城市的多面性来。他们一方面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琐碎、平庸和丰富乃至魅惑，一方面也“同时性”地呈现出城市的的一面——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城市人群的两级分化。底层文学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浮出水面，其多以城市作为背景自然也就不难理解。这样来看，底层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在内涵及其内在悖论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底层文学的碎片化和总体性缺失（即底层文学中的起源不明和），与新写实小说的宏大叙事的解体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同构性关系。

　　应该指出，不论是新写实、晚生代还是底层写作，其所面临或表征的，都是现实日常的碎片化和化。就像余华的《兄弟》所的那样，这是对浮躁凌厉的现实的。我们只看到的真实，或者说是碎片化的真实，而看不到背后的本质化的存在，或者说看不到总体性的存在。《兄弟》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城市的荒芜和浮躁，城市是无家可归之地。但《兄弟》中的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它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乡镇的故事。即是说，这只是城市的隐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隐喻。

　　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而言，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挑战性的还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迷惘问题。全球化带来空间等级秩序的出现，或者说“全球中心城市”和“地方性城市”的分野即此表征。某种程度上，城市等级空间的形成导致了城市文学中“跨域写作”现象的出现。所谓“跨域写作”是指小说的主人公在一种无法停止的空间流动性的位移中生活和安置自身。这里的跨域，不仅包括跨域城乡两端，更包括跨域中心城市和地方性城市，甚至国界。城乡之间的跨域使得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中心城市和地方性城市之间的跨域则带来身份认同的焦虑及其上的无家可归感。

　　与城乡间的跨域一起出现的，是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界限日益模糊。城市文学的边界的扩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独有现象。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到城里去”成为城市文学写作的一个新的议题和挑战。这一趋势在90年代以来日趋明显，进入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出现即是最为明显的表征。其中很多作品，比如说孙惠芬的《民工》《天河洗浴》《后上塘书》，关仁山的《吉宽的马车》《麦河》《天高地厚》，邦的《到城里去》，贾平凹的《极花》以及东西的《的命》等，这些作品的表现对象虽然主要是农民，但因他们在城乡间来回移动，很难说它们还是纯粹的乡土小说或城市小说。

　　城乡间跨域写作现象的出现，反映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其更加紧密地契入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即是说，城乡间的跨域写作是当前发展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的文学反映，城乡间的跨域写作正取代乡土文学越来越成为中国形象的象征表达。

　　如果说城乡间跨域写作表现出来的是对“城市发展病”的不无悲壮的审视的话，那么“全球中心城市”和“地方性城市”之间的跨域写作表现出来的则是对“城市漂流症”的悖论式反思。这在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宋小词的《直立行走》等作品中有极为鲜明的表现，他们的主人公千方百计地从他们的家乡奔赴北上广等中心城市，承受着上和物质上的双重的困境，这样一种困境的存在使得他们的主人公“城市漂流症”展开了反思和，但即使如此，他们的主人公也仍旧要苦苦执著于中心城市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小说就表现出一种悖论的情境：越是对“城市漂流症”展开反思和，就越要在大都市坚守。在这里，城市漂流是与还乡奇怪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是一种无解而又并存的关系。

　　跨域写作的悲壮性正在于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空间的跨域，作家们当然明白这点，因此有些作家开始思考另一种可能。这另一种可能的探索在张忌的《出家》、鲁敏的《奔月》和王安忆的《匿名》中有极具象征性的表达。在《出家》中，主人公从城市到出家的转变，显示出来的其实是现代农民对自己进城经验的深深怀疑和另一种选择。他们知道，他们城市的命运的必然和无法，但他们还有另一条道可供选择，那就是出家。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自觉。当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而乡土不再时，出家才成正意义上的归家和返乡。这是多么无奈啊！鲁敏的《奔月》显示的是久居城市所带来的深深的厌倦，以及逃离的不可能性。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空间上的同质性使得任何形式的逃离都是枉然。与前面两种尝试都不同，王安忆的《匿名》是在另一个层面思考这种可能。小说中作者以主人公被从全球大都市上海到深山老林的形式，让主人公在一个全然陌生且原始的情境下开始一种再度文明化的尝试。这些尝试包括：重新认识自己、自然和世界，及其它们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自然和世界之间的符号；重新识别辨认人类的语言。这一重新学习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重新文明化的过程，更进一步说，也就是重新城市化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而来的，是主人公从深山老林来到边地小镇，而后是城镇，最后是回到上海的历变。但悖论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随着这一过程而来的，是主人公对自己认识的再度模糊，以至于最后对自己的认识的崩溃。其结果，在主人公有机会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自觉地选择了永远回归自然——葬身湖底。不难看出，在这一小说中，王安忆通过对文明的重新审视，再度审视了“城市病”的由来及去处。正是因为对这来处和去处的审视，也才让王安忆最终地意识到，人类的文明史原来就是一部城市史，同时也是一部从认识自己到最终迷失自己的历史。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文学只以城市本身作为表现对象的时候，城市文学是不可能有理想性可言的。碎片化叙事、写作等等，都可以看成是理想性缺失的城市文学表征。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方面是乡土的消逝及其难以遣怀的怀乡病（如李锐的《太平风物》、关仁山的《日头》），一方面是城市空间等级秩序中城市间的流浪及其上的无家可归。这看似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社会进程及其文学表现，但其实同属一个共同的“问题域”。这都是全球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人们内心躁动不安的文学表现。当乡土日益缩小日趋消逝，上的返乡是否还有可能？当上的返乡不再可能时，那些在城市间流浪的“游荡者们”又该如何安置自己焦虑的心灵？家园何在？有关原乡的想象能否重建？等等，这是徐则臣的小说《耶撒冷》《王城如海》留给我们的难题。它们看似无解，但如联系城市文学在90年代转型便会发现，碎片化写作及叙事的出现，是与宏大叙事的解体及其带来的总体性缺失为前提的。后者某种程度上构成前者的“认识论基础”。

　　也就是说，要想重建城市文学的理想性，就必须从总体性的重建的角度入手。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对城市日常展开，而只是说，今天的城市与沈从文、老舍时的城市文明有着不同的性内涵。今天的城市应该在总体性重建的基础上展开。对于沈从文和老舍的时代，因为有一个乡土或传统中国的存在以之作为依托，城市的失落是以乡土的上的胜利为前提和结果的。但在王安忆的《匿名》和张忌的《出家》那里，主人公的困境则源自于城市和乡土的双重陷落，他们表现出的决绝姿态及其悲壮意味告诉我们：对于今天的城市文学写作或乡土写作来说，重要的不止在于探索，更在于文学的整体性或总体性的重建。看不到这点，城市文学的理想性的探索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