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 女节专题：现代意识与女性成长

　　适逢国际劳动妇女节，本报带来了三位青年女作家对文艺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女性的不同言说，她们不囿于成见、摒弃滥调陈词、直接切入当下的敏锐和，使得女性话题的讨论本身也成了彰显女性魅力与女性自觉的文化域场。

　　那些最流行、正当红的大众文艺作品，可以很明显地折射出当下社会人们普遍的想象、内在的焦虑和，更可以从中感受到大众心理普泛的价值观和深层的惯性意识。由此去观察某些以一位女性为绝对主角、以其成长为主要情节线索的“爆款”文艺作品，不失为一个打量和探勘当下社会普遍女性意识的有效角度。

　　以2019年开年最“火”的古装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为例，该剧改编关心则乱的网络小说《庶女传·明兰》，以来获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与影响力，并由此在新上引发了各种衍生的热门话题。按照网络文学精细的分众特点，这部原载于晋江文学城的小说是典型的女频文（原指文学网站里女性频道中的作品，后多用来代指那些以女性为主角、从女性视角展开故事的小说，且作者和读者基本都为女性）；典型的“庶女”系列小说；典型的“宅斗”“种田文”的场域设置和故事架构，字里行间努力在向《红楼梦》“致敬”。小说中的故事说来情节并不复杂离奇：生活在21世纪的女孩姚依依、刚入职的法院员，在一场泥石流灾难中意外穿越到古代社会，具体朝代虽作了架空处理，但从文中记述的种种人情风俗来看，那应该是封建制度和礼教已相当完备的年代，诸如三纲五常、族礼法、嫡庶尊卑、男女大防等等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通常的认知和印象，在这里正大行其道。在嫡庶尊卑分明的传统礼教下，身为庶女，女主人公一出生就注定，然而她却勤学苦练并逐渐精通了古代“庶女”，在官宦人家的后宅中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地实践着传统社会中逆袭的人生传奇。

　　看着《知否》，倒忍不住开始怀念《还珠格格》了。如果说盛明兰是从现代社会莫名“穿”到古代官宦人家的，那么小燕子则是从民间大杂院意外地“闯”进了。同样作为一个异质性的外来力量，小燕子看似胡闹任性，鸡飞狗跳、“不折手断”的背后，携带着一种民间和旷野的勃勃生气，一种对既有秩序的不甘与挑战；剧中不断演绎的那种一切、孤注一掷的情感追求，“爱情至上”的言情套背后，包含着“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的个体——这既是大众文艺作品的戏剧性追求，同时也包含着作者的现代性视角。而《还珠》20年后的《知否》中，来自21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姚依依，一旦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礼教森严的传统社会和阶层之中，毫不犹豫地开始努力去做好那个名为“盛明兰”的“五品官家的庶女”，她对于面前这个前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男尊女卑、嫡庶尊卑，从身到心地全盘接受和迎合，小心谨慎地隐藏现代女性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在庶女的上装傻充愣、步步为营，直至最后成为侯爵夫人和命妇，成为人生赢家——饶有意味的是，她的逆袭不是通过既有规则和秩序来完成的，不是通过伸展女性意识、女性来实现的，恰恰依靠的是对传统社会中女性角色和地位的臣服、甚至主动迎合。和《还珠》中“你是风儿我是沙”的爱情战相比，盛明兰却是“把老公当老板”的现实，在女主“个人奋斗”的过程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女性自尊、自强、自主的的明确主体意识，恰恰相反，它是对现代价值中个性解放以及两性关系中平等观念的丢弃和。按说这种女主逆袭成功的作品应属于“爽文”，读者与观众跟随主人公的“打怪升级”获得一种心理代偿的愉悦感，可我看《知否》的时候却真的不太“爽”，女主“穿”去古代，女性观念意识似乎也随之“穿”回从前，秋瑾、子君、沙菲们的挣扎努力，似乎都徒劳落空，娜拉走出已经百余年，“走后”的问题却仍然还是问题。

　　作为大众文化原创力基本源泉的网络文学，的确正在实现人的又一次内在性的与解放。网络文学和类型化文艺正在实践着产品从生产、和接受评价体系的规模化与细分，而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本身就包含着层次种类细密的分工。新所提供的更多类型的资讯与观念、讲述与阐释，不同的产品和文化形式，对应不同的需求和人群。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态结构中，不同的文艺形式本就应该层次分明又并行不悖。且在文化经验中，它们相互支撑、影响、渗透，共同参与着文化脉络的演进。而通俗文学，所谓“通”和“俗”的文本质地，就注定了这种文艺门类接地气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携带。作家作为强势的叙述人，是经由新文学、现代小说而普遍确立实现的；而通俗文学一般不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审美，其讲述的背后通常是大多数人普泛的情感倾向和认知判断。尤其当下网络平台的强交互性和强参与性，使得网络小说中携带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不似纯文学所着力追求的高出平均水平的强思想性。换句话说，纯文学致力于挑战陈词滥调和，而通俗文学恰在为普遍存在的既有意识和观念生动赋形。

　　而网络文学和大众文艺这种代入感强大的白日梦创作和消费过程当中，不仅仅包含既有女性价值观的和贯穿，同时又在继续强化和重塑受众的两性意识和观念。且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和引导，是在消费和娱乐的轻松、休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受众在缺乏情感抵抗和认知的不自觉状态中，往往会把外来的误认为的内在——通俗文艺倒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实现了价值观塑造的有效性，而这正是最之处。近年来，总裁文、穿越文、文、种田文、宫斗·宅斗等新时代的女性流行文本中，“将白日梦进行到底”的阅读过程里，所反映出的女性作者和读者无意识的男权和矮化，女性主体意识的式微和倒退，当真令人唏嘘，且须得。

　　女性意识，女性，一直是我比较怕接触的话题。首先一个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个体经验的局限——小的“友好”，始终没能助长我的言说冲动。在熟识的同龄人当中，有大量花式优秀的男性和女性，仔细数数，似乎优秀的、富有魅力的女性数量比男性还要更多一些。她们拥有令我羡慕的各项技能：美及美的品位，非同寻常的活跃思维，自律和强大的掌控力，豁达、果敢、坚韧、柔和的力量，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这是她们自己向往的状态，并且拥有与这些技能相匹配的自信和话语权。男性对女性也普遍尊重，很少见到超越个体、上升到群体层面的摩擦和较量。男性好友清一色地想要女儿，同性好友之间涉及性别的吐槽仅仅限于吐槽而无关大局，因此，和许多因两性问题求索呼振的人相比，我总是显得不够“”，不那么“女性”，有点坐享其成，还有点和。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文学中的女性话题，我还存有不少疑问，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判断。往远处说，比如我既简爱的勇气，又觉得凯瑟琳“林中树叶”和“恒久岩石”的说辞很有意思，同时还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文学想象报有巨大的热情。近一点的，比如不满于某些针对贾平凹《极花》女性描写的负面评价，认为它们没能将“她觉”vs“他觉”的问题，与是否尊重女性的问题加以区分，比如之前写作陈谦论时，频繁被一些与女性相关的疑问所困扰。

　　关于这位硅谷出身的华人小说家的创作，目前通行的一类研究径，是从女性叙事的角度着手，探讨华人知识女性的情爱困惑和流变。对于单篇作品而言，这样的框架称得上行之有效，毕竟陈谦已有的绝大多数文学叙事，都以女性为聚焦对象，并且新移民生活、高新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女性这一社会角色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本身也是一个吸引人的点。但当考察进一步深入，行进到需要历时性地、更加详尽地描绘作者的创作轨迹，并将她的既往创作当做一个有机且具备内在逻辑延续性的整体来看待、研判时，类似做显示出吃力、甚至不可靠的一面。你会发现，文本内外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因素，在试图这个显在的漂亮架构。

　　最明显的一点，是评论者与写作者态度的反差。不少论述试图将陈谦的小说创作与性别书写画上等号，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探讨文本中女性的二次等话题，但作者本人似乎对此又有着更为复杂的回应。散文集《美国两面派》中，陈谦在物理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中性的社会人、巾帼不让须眉的社会压力，和从家庭社会的全劳力中解放出来、按照个人兴趣发展人生之间犹疑徘徊，“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回那种我在中国做中国女人时的那种气定神闲的感觉，并能以同样的感觉，在美国过起平安喜乐的、富于女性意识的生活”。小说中，陈谦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同行的男性相比，在“质”与“量”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但在里，她又为这种强弱反差作出辩解，表示自己一走来，遇到的男性都很友好，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小说文本中，都不存在男性女性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我不是一个所谓女性主义作家，我也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文本中也埋伏着确凿的转折。如果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考量，《谁是眉立》是陈谦小说序列中十分重要的作品，尽管它目前得到的关注还很少。眉立是於梨华代表作《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的人物。做眉立，在《谁是眉立》中，意味着主动放弃爱情，动荡和可能面临的，留在原地接受并享受一成不变的生活。女主人公可雯成为眉立，她选择结束与晓峰的关系，结束一个声称要探索天外天的人的俯身和施舍，将人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倘若小说到此结束，应当算作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成长文本，但它偏偏亮出了一条惊艳的尾巴。多年后相见，可雯开创了一个新天地，伯克利高才生晓峰却娶了建材大亨的女儿，全职在家做Home Schooling（居家教育），“相妻教子”。那你不就成了眉立了吗？可雯轻声问。眉立是谁？晓峰满脸疑惑。正是这条尾巴，让小说一下子跳出了女性意识进一步胜利的圈子，预示了一种格局的摊开和扩大——在人生未行之的选择上，谁都可能成为眉立，性别并非界限。这种两性的并置、互换继而达成统一的思，到了《无穷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姗映和康丰，一对和平分手的硅谷弄潮儿，男性女性及相关社会结构关系间的对抗和竞争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了，两个人各自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奋战一个又一个难局，并在对自身局限性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努力维持与情感的平衡，锲而不舍地追寻理想的生命样态。追寻途中，他们不认同、但又充分理解对方，并在各自人生的重要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上述条目，时有矛盾却又彼此咬合，起起伏伏，构成了从女性话题入手研究陈谦小说创作时无法回避的复杂景观，一条之字形的登山之，一个辨析、探讨和试图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原动力，未必是对写作中性别观念有意识的克服，但无疑指向了写作主体的性成长。普泛意义上的写作意图、文本效果及阅读体验之间的环节与认知差异，早已无法对这种复杂局面作出解释。

　　这仅仅是一个。由此，我相信其他那些被女性话题所包裹的写作和文本也都有着各自的复杂之处。

　　通常认为，思想观念、感受方式、表达方式三者中，思想观念是各方争夺的要地，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没有这么简单。陈谦的例子即从一个侧面证明，文学创作与性别意识之间的隐秘关系千丝万缕。在女性这一话题之下，若想形成有效的讨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进一步界定、厘清。就像网络文学不等于网络+文学一样，女性文学同样不等于女性+文学。那么我们如何定义女性写作，是女性作者、女性作为表现主体、还是文本的女性特质（关注视角格局受性别的影响的程度）？女性意识、女性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所谓“意识”“”，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在陈谦的文本呈现中，虽然大量关涉女性，但重要的并非写作女性问题的自觉，而是以女性为载体，延伸出的一种扩散式的自觉，一种追求通识性超过追求物理平等的自觉，一种探索人本身存在状态的自觉。那么，这是否还算是女性写作，这是女性写作的进步吗？这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女性框架就如同一枚快捷键，帮助我们迅速在众多写作者中定位到这一个，在众多文本中定位到这一篇，但它也像其他任何框架一样，无法一切，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自身严丝合缝的需要而漏掉来自研究对象更为关键的信息。

　　近段时间，学者张莉做了关于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女性作家中，赞同和反对将自己定义为女性写作的，都认为这是一种体现，男性作家则异口同声地指出应当首先写“人”。有男性作家隐晦地抱怨，为了端正态度，将女性形象塑造得善良清洁，但仍有人判定这是性的想象，当他们试图站在女性的立场、视角观照对方也反观自己，对女性抱有同情与共情时，也会有人说这是一种施予的态度，是性别歧视。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现象。

　　写作这篇文章时，恰好看到有人呼吁立法，给女性放三年的生（养）育假，我和好友讨论的结果是，积极争取，但是否享受和如何享受这一，决定权还是在女性身上。如果说关于女性话题，我自己有什么笃定的认知的话，那么意志或许算作是其中一项。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女性调卷就基本呈现出了这样一个生态：有人愿意凸显，有人抵制，有人抵制过后发现自己始终没能脱离……大家基本都如愿地表达并实施着自己的想法。关于女性问题，战斗的性的时期恐怕已经过去，假设我们换来了珍贵的，并假设这不会倒转，那么如今，女性问题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上泛化了。具体到写作中，女性的意志首先意味着，我们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既可以自主掌控对于女性特质的收放程度和波及范围，又可以畅所欲言地谈论人性中的相似和相异，或鞭笞。最好的状态就是，尽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敏锐，也，但绝不被过分的敏锐和而影响发挥。

　　每当提及“女性”二字我都会想起家乡——既非我的出生地，也非我父亲的出生地，却被我视为家乡的小山城。家乡盛产枇杷荔枝龙眼橘与柚，山中藏有珍味，海中鱼鲜无数，更盛产重男轻女思想，享誉中外。因地势殊异，另有一特产，便是南方大蟑螂般窜行驰骋的载客摩托，20年不变，始终是小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虽说是特产，骑手却大多来自外地，本地男性并不稀罕做这样的体力活。

　　本地女性则承担着比摩托骑手更为简单机械的体力劳动。在那个校车、公交车并不普及的年代，我的表妹表弟堂弟，都是搭乘人力车上下学，孩童们被交给统称为“姨妈”的中年女性。人力车车厢四四方方，能塞进40公斤至70公斤不等的孩童五六个。我回乡时有幸乘坐过数次，充分感受了那种空间的逼仄狭窄，隔着帘子窥见她们吃力地踩下脚踏，并多次失败的半坡起步。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些小小惊险的后撤竟是给我带来性别意识最初冲击的时刻——她们要多努力才能克服自身的弱势和外在的障碍？为什么当她们在从事劳苦的工作养家糊口时，她们的另一半却在家喝茶闲谈？而又为什么目不识丁的她们要养活拥有高文化水平的弟兄？在沉重的劳动中，男性是缺失的，如果说原初的男女地位不平等是由劳动力因素决定，为什么劳动强度的逆转并没有为女性换得更多的尊重和肯定？她们仍然是轻易被轻贱、被羞辱、被的群体，她们的价值观是“渴望”式的奉献，她们就是传说中那些不坐主桌的人，即便餐桌上没有酒，也不是社交应酬场合。此刻我想到的“她们”，不仅仅是那些踩人力车的“姨妈”，她们还是公务员、是教师，是各行各业的女性，在“男女平等”的口号声中成长，不再只是谁之妻、谁之母、谁之女，不再必须通过家庭关系的建构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她们拥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却仍然对种种不平等习以为常，甚至有时无意识地成为父权的共谋者。不同于主动出走的娜拉，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被时代被社会放置于当下的，我常想，她们曾经思考过寻找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的吗？如果给她们选择的机会，她们会选择进击还是后撤呢？

　　曾有论者认为，女性地位解放的代价是贬抑男性的天性，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得到提升，就能帮助她们在家庭内部掌控话语权，男性则因优越感变得温顺谦恭，而这正是女性作为共谋者驯化男性的后果。不能否认在文明更为开化的地域，为攻势的女性敞开了舞台空间，然而这样的空间还是太过稀缺。更多时候，女性努力争取平等的背景仍是以父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国多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没有松动男性话语的根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因为女性男性化的潜在含义说女性首先肯定了男性话语的价值和性，并进而与男性一道分享了男性话语的、威力和魅力……”（《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赵勇）为了“撑起半边天”，女性往往要使自己像男子一般言语行事，要改变自己的从属地位，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生别，尽可能地消除这种天然的差异，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然而差异可以真的被消除吗？差异在此处被消除，便在彼处生长，女性追求男性化、中性化的同时，自然也给男性的女性化转变留出空间，更给社会意义上的性别认知留出空间。因此，女性追求平等、平权，并非制造性别敌对意识，而是在这种差异的不断流动转换中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为更为多元的文化翻新土壤，而不是为了夺取某种霸权，幻想成为所谓的“大女主”。“武媚娘”“甄嬛”“延禧”等文学及影视作品的走红营造了一种女权——女性被命运裹挟，在逆境中，夺利不择手段，却有一颗白莲般的真爱初心，占据着的制高点。这一类题材看似快意恩仇，实则是蜜糖陷阱，冗长的剧情如癌细胞般疯狂繁殖，因爱之名与有仇必报的借口了宫斗的本质，严重缺乏对内在的自省；女主人公开挂的人生也是依附于男性的施助，而不是因为智慧与担当，除了比狠，完全缺乏真正的成长。

　　与大众文化圈中洋溢的女性主义热情相比，精英写作层面又是另一番景观。因工作关系，每当看到各类名单与作家介绍，我都十分反感女性作家要被标注为“女”的约定俗成，当我提出“那么男作家也应被标注为‘男’”的时候，只得到同行无奈的嘿嘿一笑作为回应。当看到种种“女性作家专辑”“女诗人专题”时，也想过有没有“男性作家专辑”“男诗人专题”？这类看似倾斜重视女性作家的举措，乃至某些对女作家作品诸如“完全看不出来是女性”“比男人还狠”之类的赞美，都佐证了女性写作仍然被纳入以男性话术为中心的游戏规则之下。或许也正因此，不少优秀的女性作家在涉及性别问题的时候都曾表达，更愿意被视为作家而非女作家。但我又感到困惑，为“大写的人”写作无可厚非，为女性写作就是一种降格吗？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就意味着为他者的写作吗？

　　所幸，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认同困扰并未沁入作品，反而演绎出了更润泽的色彩。我们不仅能在王安忆、迟子建、叶弥、尹学芸、章缘等笔锋稳健的女作家笔下屡屡读到精彩的女性形象，读到她们的宽忍、慈爱、救赎与赞叹，亦能在年轻一代的作家文珍、阿微木依萝、张天翼、庞羽等人的文本中发现女性独特的能量与魅力。王安忆在《向西，向西，向南》中刻画了两个孤独的女人在异乡的生活、，相互取暖，相互，温暖而又苍凉。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则将对平等的追求延展至更宽广的生命体之间，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等，德秀师傅与张黑脸的情感或有争议，但在我看来，迟子建了一个遭受的灵魂，她却主动将自己置于刑苦的，久久不敢离去。章缘《谢幕舞》中的母女三人，尹学芸《天堂向右》中的朱千叶，阿微木依萝《曲莫阿莲回家》中的曲莫阿莲，这些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或翩跹，或游离，或踯躅，却不约而同地呈现出逃逸的姿态。她们由自身之中逃逸，由沉闷的生活中逃逸，由频临处逃逸，由死亡的阴影中逃逸，最可贵的是，她们逃逸着却并不逃避身为女性的命运，她们大多败的半坡起步，却并没有放弃逃逸——逃逸，便是她们对真正的所在的探寻。

　　我忍不住一再提及庞羽的《我不是尹丽川》，小说由女诗人尹丽川一首著名的诗歌《妈妈》孕育而生，与其说是孕育，莫若说是亟欲脱胎的，如同女儿之于母亲，个体饱满而又有所超越。最吸引我的便在于隐藏于日常生活琐碎细节之下，女儿内心呼之欲出的追问，对，对家族命运，也对大历史大时代，这份追问中生发出来的强烈的女性的主体意识，与掌握自身命运的斩钉截铁，令人深受触动。也正是这个小说了我自身的女性意识，在此之前，我一直崇尚“男子力”，崇尚中性化，崇尚超越性别的写作，而这个小说之后，我忽然感到，正视自己身为女性的本质并不令人羞愧，认识那些差异性也并不，追求更高的公平也不。女性意识并不等同于柔弱无骨、高依附性，正视女性的书写也不等同于身体写作、伪“大女主”。忽然之间，我也从过去的我之中逃逸出来，尽管仍有挥不去的困惑混沌，却敢于坚定捍卫的所在，并由此获得真正的宽慰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