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体性视野

　　当我们将贺享雍的写作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谱系中来看，稍有文学史训练的人会立即意识到这一写作所具有的症候性和历史感。

　　当我们将贺享雍的写作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谱系中来看，稍有文学史训练的人会立即意识到这一写作所具有的症候性和历史感。从目前碎片化的书写语境来看，我们也许会认为贺享雍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作家，这特别像是1980年代对遥的认知，在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境中，遥的那种“现实主义”写作被目为是落后且不合时宜的写作。如今过了30多年，贺享雍以其农民式的固执继承了这一“不合时宜”的传统，并在体量上将其推向了一个极致。《乡村志》系列超越了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关于对农村的“风俗化”和“景观化”的书写，而是上升到了一种经济学的高度。如果说《乡村志》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这一经济学的结构就是其内在线索，通过这一结构，从历史的和现实的两个层面呈现了中国农村变革的复杂性。我们可能会在艺术的层面上来肯定《乡村志》系列的扎实和出色，但却会在历史化的层面上对其问题症候和美学保持犹豫。

　　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书写，一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板块。这一板块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文学体裁上的优先权——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关于“工农兵”的写作在“题材”的等级上已经首先高人一等。更重要的是意义，对农村和农民的书写是当代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代实践要求将农民和农村不是作为景观和奇观，而是作为“实践”最核心的“试验田”来检验“实践”的成败得失。自1940年代以来的众多农村题材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后来的《三里湾》，再到柳青的巨著《创业史》，还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无不可以放在这个谱系中来进行讨论。这里面的每一个作家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症候性，他们用一种“”过的先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书写农村和农民，但又总是感觉这种“先进性”被农村内部暗藏的秩序和规则所。宏观的视野要求他们写出历史的“趋势”，而微观的生活又将他们阻断、分隔并进行一种艺术上的停滞。这里面的代表，比如赵树理，他最终选择了尊重微观的生活，他将自己定位为“地摊作家”和“问题小说”，正是这种两难抉择后的自觉定位。赵树理之后有柳青，柳青面临的同样是这样的问题，梁三老汉代表的是微观而具体的生活，而梁生宝，代表的更多是一种和宏观的可能性。是梁生宝写得好还是梁三老汉写得好？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艺术问题，背后其实是个美学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学落实于具体的人物形象，并在艺术的层面提供一种象征性的方案。这方案本身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遥的写作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人生》里这种矛盾还没有凸显，因为《人生》还基本上是在微观的层面来处理农村和农民故事，但是在遥的“野心”之作《平凡的世界》里，当他试图“全景式地”描绘中国农村的“史诗”的时候，这种症候立即幽灵一般地重现了。我曾经以为这是“宏大叙事”——在艺术形式上以所谓的“现实主义”为名——最后的冲动实践，同时也为此感到遗憾。当微观的生活彻底战胜宏观的视野，并最终将中国农村和农民彻底奇观化之后，我们的写作是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