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三） 叙事维度：从“中国性”到“世界性”——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

　　原标题：文学评论（三） 叙事维度：从“中国性”到“世界性”——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

　　本文获得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感谢作者的支持。

　　作者介绍：曹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赴美至今，严歌苓的创作主要可分为“异域”书写和“历史”书写两个系列。在这两类作品中，她对“中国”的讲述发生了以下变化：在题材上，从海外华人生活转向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的书写；在身份建构上，从被观看的边缘化客体转向蕴涵着深厚国族的主体；在叙事维度上，从单维的“中国性”转向多元的“世界性”。

　　这种转变来自于中国界版图中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严歌苓创作心态的改变：在“异域”书写中，她表现的是散居族裔难以融入和获得客居国认同的隔膜；到“历史”书写阶段，她拥有了成熟自信、丰富多元、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这种变化潜因与发展脉络不仅为新移民文学，也为作家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贡献了丰富独特的叙事探索。

　　“中国性”(Chineseness) 可以理解为中国情结、中国特质，对于移居者有着重要的价值。在海外回忆和怀想中国，与国内写作在叙事的边界、视角和语调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22。对海外作家来说，“中国性”是他们生理、心理、伦理、观念的多重错位与疏离时，于的记忆中创造出的归宿。有研究者指出，对海外游子来说有：“乡土中国”和“美学中国”，前者是关于原乡和故土风物的自然化中国，后者是“文化的积淀、中国的、民族的文化属性”，亦可称“文化中国”23。

　　因此，新移民作家的“中国”书写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迁徙和离散体验，也涉及到族群的文化传递和古老的美学眷恋。用王德威的话来说，就是“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等各种层面移动与”的“旅行的‘中国性’”24。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中国性”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得以建构：一、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突显“中国往事”和“中国经验”；二、在向着祖国寻求支撑与暖意的过程中呈现古老的中国文化符码。

　　在《人寰》里，女主人公接受了“talk out”的心理治疗。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她的心灵幕布上投射出了“中国往事”。她从小倾心于贺一骑的光华和气魄，对他产生了深厚的眷恋之情。在去国离乡之后，出于弱势地位和情感需求，她也无法从与舒茨教授的师生恋中撤身而出。严歌苓在编织这个跨越历史和国族的故事时，重点不是讲述一个女人与两个老男人之间的畸恋，而赋予了它意味深长的国族寓意。

　　贺一骑从作家老贺、老老贺，到新时期“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他的身份变化的后面，是新中国漫长曲折、跌宕起伏的历史。“我”爱他，实则爱的是新的与国族所蕴含的“美”与“力”的气度，是超越男女之爱、在溃败历史废墟上升腾而起的想象的诗情。在与（舒茨）的对比中，严歌苓突显了以贺一骑为轴心展开的“中国往事”，由此指涉历史、人格、情义等价值层面上的“中国性”。

　　这种向着故国的眷恋、、痛苦、的心理景深，与《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的老薛身上凝结着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相逢后的“”与人性陷落，《少女小渔》中“弱者”包容和原宥“强者”的“佛性”，都是在“/他者”的对照同勾勒出的“中国性”。

　　在“中国性”的塑造上，严歌苓的另一个方式是突出文化的力量。对于新移民来说，法律意义上的身份可以随着居住地而改变，但文化传统却很难被异域文化和取代。在严歌苓笔下，“文化”不仅是小说的背景，而且具备了叙事生产功能。《方月亮》中，主人公精心准备了中秋晚会，但众人皆失约，她只好寂寥而不无深情地向房东玛雅讲述起了中秋节的传说。烙有中国基因的文化元素如同密码，准确地了异乡人记忆深处通往古老故国的幽暗曲径。《妹》中，虽然妹高唱中国歌曲、对土生子唐诗和《红楼梦》都遭到了嘲笑，但她依然无法割舍充满“土腥味”的故国物事。传承有序的文化记忆和美学眷恋共同烘托出深邃沉静、作为之根的“中国”，由此缓和了观念冲突的烈度，使文本获得了温暖宽广的情怀。

　　有论者指出，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中华文化的悠久和辉煌赋予了他们以自豪感，无论异乡的生活如何艰辛，他们都在“奋力延续一种文化的理想，一种独特的生命型态，一种悠久的样式”25。严歌苓深谙中华文化在异域势必遭到误读和剥蚀，她以古老的文化符码、意象和暖旧稔熟的气息竭力缝合着移民伤痛。

　　对“中国性”的塑造固然可以强化华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但不得不指出，这种心态里包含的排他性和单一民族主义意识阻隔了通向多国别景观的道。严歌苓对这一问题有所和反思，并开始将笔墨转向对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关系的描写。

　　《青柠檬色的鸟》中，香豆和洼都是安静淡泊的东方男女。香豆去世后，一直暗恋她的洼独自过活。他养的八哥杰米、他听惯的中文朗诵、他房间里的“中国情调”，都深深地吸引了墨西哥男孩。但最终，洼、杰米、男孩，这个“和睦”的组合被文化的猎奇心态掉了。虽然这类小说涉及到不同种族的人们由于文化和观念差异而彼此误伤，但它们透露出严歌苓拓宽移民书写范畴的努力。二元叙事中的中国女留学生/美国男教师、穷困的中国弃妇/富有的同性恋男人、年老无助的亚裔女人/白种男病人等关系扩展为更多元化的人物结构。对严歌苓来说，族裔之间的观念冲突是造们彼此的根本原因，要想摆脱这种困境，摆脱弱者的苟且，弥合差异带来的“裂缝”，只能通过具有包容性的世界性视野和人文来处理。

　　2008年，严歌苓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寄居者》和《小姨多鹤》，它们摒除了民族的狭隘疆界，展现出阔大、宽厚与具有超越的“世界性”叙事维度：对中国土地上异族人命运的描绘，对战争方的同情与体恤，对与他者关系的换位思考。

　　《寄居者》以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May与彼得、艾德勒之间的关系。“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的华裔姑娘May与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青年彼得一见钟情，为了将他从日德针对的“终极解决方案”下救出来，May想出了一个“胆大、心硬、想象力丰富”的计划。她在美国相中了与彼得有几分相似的艾德勒，将他带回上海，用他的护照成功地让彼得逃出了。由于涉及到对的，这部小说被称为“沪版辛德勒名单”26。小说题材来源于严歌苓1993年和丈夫去旅游时在展览馆里看到的故事，只不过把主人公从男性换成了中国女性。无论是人物的身份还是关系设置，都可见出严歌苓多元结构和度的写作意识。May是中的决策者、实践者和救助主体，而不再是“中国/”、“男性/女性”关系中的弱者，这说明严歌苓已有充分的自信和力量塑造出华裔在多国族关系中担当的重要角色和功能。在这种倾注了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叙事逻辑中，作者的善意和暖意并无改变，同时增加了多国、多族、的宏大格局，交织成她宽阔的情怀和叙述。

　　比起《寄居者》的“多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姨多鹤》看似只有“两极”，但这两极的关系却发生了“反转”和“融合”，改写了传统抗战小说的对立思维。多鹤是日本人，但在作家笔下，她不是侵略者，而和中国人一样是日本军方行为的者。日本战败后，代浪村的日本集体，多鹤从血海中逃生，被廉价卖给中国人作为生子工具。她在中国“传接代”的传统伦理与国族之间的灰色地带，她“给自己生许多亲人”，同时与一个中国家庭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通道和联系。严歌苓赋予了多鹤以双重身份和轨迹，在她身上，既有日本的民族身份和家国记忆，也有长久生活在中国而获得的人生哲学与血缘亲情，这使她成为跨越国族界限和历史局限的重要象征，“族群生物学上的再生产者/生育者”27问题也被转换为了如何借助性别修辞逾越国族对立的考量。小说在呈现国族身份、社会、文化的多重交叉的同时，对战争与“后战争”、“战争遗孤”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最终通过敌对双方的人物命运的交融抵达了人性的宽广与。

　　从“中国性”到“世界性”，体现出严歌苓写作界域的不断拓展。她曾经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以一个非正常渠道出生的中美混血儿菲比的夭折象征两者关系的病态化和不可相融，但在“历史”书写中，她不再耽溺于对立带来的困惑和质疑，而是向着更加多元、丰富、具有生命力和后续性的文化融合迈进。“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也不再是单一的叙事场域，而是在与不同族群、文化、社会的关系中，演绎着认同差异、寻求融合、促进文化对话的世界性话语。这不仅仅是严歌苓为国族书写提供的叙事新质，也是中国文学世界、获得认同和尊重的重要通途。

　　22、严歌苓：《〈少女小渔〉版后记》，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第220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从文化乡愁到家园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於梨华和严歌苓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

　　24、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25、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海外文学》1997年1期。

　　26、郑媛：《严歌苓新作寄居者 讲述“沪版辛德勒名单”》，2009年2月18日《青年报》。

　　27、沃尔拜：《女人与民族》，吴晓黎译，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第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严歌苓，著名小说家、编剧。曾入伍担任文工团舞蹈演员、文学创作员，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学院创意写作硕士，作品由中、英文创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获国内外三十多个重要文学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作品题材广泛，笔触多变，主题繁复，被评论家称为“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