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导师”大学校园性知识 女生脸红躲闪
“注意安全套的有效期和3C标志,沿锯齿撕开包装取出安全套后,要分清正并挤出储精囊中的空气,然后再用食指和大拇指围成把安全套戴在上。”在河南郑州一所大学的教室里,大学生刘源手拿香蕉,和拿着安全套的女搭档一边演示,一边详细地解说。
面对这一幕,下的同学表现各异:部分大胆的男生面露“坏笑”,多数人则一脸严肃的表情,部分女生则开始脸红,眼光躲闪。最后,为说明安全套绿色无害,刘源的女搭档按惯例吃掉了演示用过的香蕉。这时,一名女生突然捂着嘴冲出教室。
在同龄人面前演示安全套的使用方法,性知识、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刘源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生殖健康志愿者。可是,在同学们中间,不少人戏称他是大学生“性爱导师”。
2000年,世界公益组织“玛丽斯特普”在中国设立机构——“你我健康服务中心”,并先后在青岛、南宁等地成立了6家服务中心。该中心联合当地高校成立学生,对学生开展名为“同伴教育”的生殖健康培训。
据刘源介绍,“同伴教育”已在全球运行26年,体系十分成熟。“每个步骤乃至每个细节都有各自的作用和目标,整体说就是先活跃气氛,再进行‘性脱敏’,最后深入。”他点着头说。
编于2005年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同伴教育培训手册》显示:“‘同伴教育’是由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对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同伴,开展有关生殖健康、性、艾滋病等内容的讨论,引导其进行健康、负责任的行为选择。依次可分为相互认识、价值观与爱情观讨论、性和性别、避孕与流产、安全套使用、性病和艾滋病等部分。”
“所有内容都以游戏为载体。”刘源说,“因为‘同伴教育’互动较多,类似电视上的综艺节目。所以,我们这些志愿者也被称为‘主持人’”。而为主持人传达的观点“不偏向某一性别”,每场“同伴教育”的两名主持人必须一男一女。
“大多情况下,这个活动的参与者都由学校指定学院,并下达指标到各个班级。”刘源说。虽然活动效果很好,但刘源和伙伴发现,当他们自己去号召学生参加时,却发现“挺难的”。“有一次,我苦口婆心地讲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嘴都快说干了,只喊来5个人。”刘源说,“他们不是说‘有事’,就是害羞不敢来。”
刘源说,刚进大学时报名接受“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是稀里糊涂去的,之前自己从未接触过那些花花绿绿的安全套。“当培训老师拿着香蕉演示安全套使用时,我心里直呼,哎呀,真是太‘雷’人了!后来,看着老师有滋有味地吃掉那根演示用过的香蕉,我也有点受不了。”可两天培训过后,对一些名词,甚至自己吃香蕉,刘源都没感觉了,因为“心里已经接受了”。
2008年,郑州你我健康服务中心对郑州在校大学生、初中以上中专与职校学生、务工人员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1.6岁,收回有效问卷1809份。结果显示,郑州年轻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9.7岁。
从开始被“雷”到“渐渐爱上这项事业”的刘源,严肃地说:“本来应该是性行为‘保守’,同时加强教育与引导,现在正好相反,是性行为越来越‘开化’,教育与引导却跟不上。”
刘源举了一个例子,郑州某高校曾组织以艾滋病为主题的flash动画制作大赛。一部获作品中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年轻人在医院不慎使用了艾滋病患者使用过的注射器,5年后的一天,便突然晕倒了。医院检测发现,原来是潜伏在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发作了。
“错误百出!”刘源直呼,“艾滋病病毒有潜伏期,虽然时间长短会因感染者体质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即使发作,也不至于突然晕倒。”
去年夏天,刘源的QQ和手机接到同一信息,称某地一批艾滋病患者为报复社会,在饭店馒头内注射艾滋病患者血液,提醒大家小心。
“这消息明显是虚假的。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后,存活时间极短,即使注射到馒头内,也不可能传染人。”刘源叹口气说,“但手机和QQ同时收到信息,可见不少同学都相信了,并且进行了。”
与刘源同为志愿者的女大学生杨亚菲,也曾在同学的QQ空间里看到类似信息。她说:“如果大家都懂得一些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就不会这种只会制造恐慌情绪的虚假信息,而且对自身预防艾滋病,缓解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都有很大帮助。”
“从男生看黄片、个别女生流产,到生理健康选修课‘供不应求’,都可以看出加强大学生性教育与性引导已十分必要。”刘源说,“而目前学校的生理健康选修课不仅开的太少,而且涉及‘性’的部分内容较浅。最重要的是,老师年龄比我们大,不了解我们是怎么想的,讲课方式单调,很多内容说不出口。”
“相比之下,‘同伴教育’就是对学校教育很好的补充。”郑州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主任曾春娥说,“这些志愿者都受过专业的系统培训,还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成为‘主持人’,而且每场‘同伴教育’只有20名左右的参与者,整个过程生动有趣,互动性也强,像是在与同龄人开联谊会,学生们参加后印象深刻。最重要的是,‘同伴教育’系统的目的并没有停留在生殖健康教育层面,它里面有大量关于爱情、魅力、价值观的内容,目的便是为了引导学生对性爱进行负责任的选择。”
从2007年开始的每个学期,曾春娥都会联系郑州近20所高校,希望能与学校开展合作。但3年来,只有5所学校成为她们的合作伙伴,其他学校均以各种理由予以。
曾春娥告诉记者,中心经常有独自来流产的女孩,最年轻的只有15岁。她说:“女大学生流产其实并不如社会上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她们的知识层次相对较高。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职业学校的女生和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女孩。”
“这些孩子美丽的青春该何处安放?”曾春娥坦言心中的忧虑。但是,看着郑州市计生委给服务中心特别颁发的《计划生育服务许可证》,想着在郑州已举办的230多场“同伴教育”,曾春娥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慢慢来,一口吃不了个胖子。有那么多年轻优秀的大学生志愿者呢!”(记者 韩俊杰 实习生 段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