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犬儒主义不过是现实的另一种形式

　　当我们谈到“犬儒主义”时，总会有一丝迷惘。它一度以积极的形象示人，在过去，它是质疑、与智性的代名词，但后来，“犬儒”一词变得越来越歧义丛生，甚至跌入谷底。尤其在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标榜为“犬儒”，它与时行的“葛优躺”、“佛系”等词语一样，有着新的语义内涵，颓废之余又有些消极意义上的，它既指向过去的行为哲学，更指向大众的时代症候。

　　伍迪·艾伦（Allen Stewart Konigsberg），1935年12月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美国导演、编剧、演员。图为伍迪·艾伦吹奏单簧管。

　　而当我们谈到伍迪·艾伦时，我们同样会有一丝犹疑。他基本以一年一部电影的节奏推出自己的作品，几乎所有作品都带有一定的自传性。他不断挑战着电影中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也挑战着人们对他的接受能力。与此同时，伍迪·艾伦也曾数次被涉嫌性侵，事件涉及前女友米娅·法罗、现妻子宋宜（Soon-Yi Previn），及养女迪伦·法罗等多名亲近的人（最新进展：今年9月16日，妻子宋宜在采访中打破沉默，称伍迪艾伦前妻对伍迪·艾伦性侵养女的“令人沮丧”“非常不”）。这是另外一个需要更多事实和讨论的话题。今天的文章只探讨犬儒主义，及其与伍迪·艾伦的关系。

　　一方面，伍迪·艾伦“话痨式”的表达方式使得很多人激动莫名，他的拥趸们彼此交换着私密的语言与想象，交换着各自疆域里的同质气息，在他的电影里得到极大的共鸣与快感。另一方面，电影中密集的、膨胀的、如癌细胞一般不断扩散的语言生成物也让许多人感到吃力、沉闷、乏味甚至讨厌，进而彻底放弃与他和解的一切可能。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解构爱情狂》中，他饰演一位神经兮兮的作家哈里，过着一种、混乱无序的生活，不但把身边的人和事写进自己的小说，还把自己和多名女性的感情生活写成小说出版，由此和得罪了很多人。他的一位女友多丽丝终于不堪对哈里狂喊：“你没有价值观。你的一生只有主义、犬儒主义、冷嘲热讽和快感。”这不是伍迪·艾伦第一次在影片中自己的犬儒特性了，或隐或显，这句话在各种场合都出现过。于伍迪·艾伦影像美学的法国学者艾娃·卡昂由此将其定义为“犬儒主义者”。

　　伍迪·艾伦画像。作者是阿根廷画家Pablo Lobato，呈现了一种现代立体画派风格。

　　当艾娃·卡昂将自己的法语论文《伍迪·艾伦的犬儒主义探析》托人转交给伍迪·艾伦时，她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一位影迷对他的喜爱，没想到，伍迪·艾伦托助手发给她一份邮件，希望能寄给他一份英文版的论文。她对他的“好奇”诧异得无以言表，这是否意味着，伍迪·艾伦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呢？

　　一个人并不需要了解犬儒主义才成为一位犬儒，同样，一个人自称为犬儒并不一定就是真的犬儒。

　　在深入探讨伍迪·艾伦的犬儒特征之前，有必要对现今人们赋予“犬儒”的意义予以重新审视，因为当前人们只看到了该词具有的消极特征。

　　身为犬儒，自然趋于谨慎，并兼具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双重特征。当幻想既毫无意义，又毫不相关，不去希望太多，就不会失望太多。由于不愿引火上身，当代的犬儒便从平衡之中找到了匀和之道。他们的天真，却并非全情投入。高傲、冷淡、揶揄是这种性格的主要特征，忧郁中更多是气馁。然而，倘若从时间上追溯至古代，回到犬儒哲学诞生的年代，人们会发现，这些反叛的灵魂积极投身社会浪潮，他们公开时政，摒弃社会陈规俗套。唯方是美德，这正是他们的。

　　犬儒主义（cynicism）最初是古希腊亚历山大时期的一个学派，曾与斯多葛、伊壁鸠鲁和怀疑论学派并驾齐驱。作为一个流派，它与希腊哲人们对人生的反思、权威的反叛不可分割。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犬儒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第欧根尼（Diogenes）。据说这位希腊哲人曾以借来的木桶为家，以证明人对物质要求越少便越，不过却将他视为。当亚历山大大帝前去拜访时，他并没有卑躬屈膝地表示迎接，而是躺着慢条斯理地说：“请不要遮挡住我的阳光。”这种不卑不亢的气魄不但没有惹恼亚历山大，反而令他发出感叹：“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作第欧根尼。”在第欧根尼那里，犬儒主义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以节欲克己来过度的行为，这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和哲学。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12—前324，亦译狄奥根尼、戴奥真尼斯），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犬儒的流行，犬儒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根本性变化。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根据自身的原则观念，后期的犬儒主义者依旧，但是却了赖以为准绳的原则，愤世嫉俗变成了玩世不恭。学者徐贲认为，从公元3世纪起，主义哲学家西奥多罗斯（Theodorus）将犬儒主义精英化和化，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在下者的犬儒主义”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下者即普通人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被动勉力和宣懑的方式。对于在上者即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百姓的手段。

　　到了现代，犬儒主义成为了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为一种不的理解，一种不的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据此，徐贲将犬儒主义区分为“公开的犬儒主义”与“戴假面的犬儒主义”。公开的犬儒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公然怀疑，公然。戴面具的犬儒主义也是对什么都不相信，但是却装作相信。他们玩世不恭，，最后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索性糊涂一世。

　　如今，“犬儒”一词的内涵愈来愈丰富、复杂了，它甚至还在变化。这是“犬儒主义”概念的生命力，但也造成了它的。并且，犬儒主义的年轻化趋向越来越显著，许多年轻人高喊着北岛曾经写下的“我不相信”，却再也没有了的锐气。他们什么都不信任，但也什么都不想改变。因此，反思现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显得尤为迫切。

　　“在20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

　　“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的方式来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它导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现，就像电影《博士可爱稀奇先生》和许多‘黑色幽默’所表现的那样，它也导致了逆流而行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

　　这一论述指出了犬儒主义与滑稽摹仿式作品之间的关系。这句话用在理解伍迪·艾伦的作品上不乏创见。

　　在艾娃·卡昂的论文《伍迪·艾伦的犬儒主义探析》封面上，据说画有一只硕大的乳房。熟悉伍迪·艾伦影像的人可能马上会想起他在《性爱宝典》中所出的那只能够的巨型乳房。在这部电影中，伍迪·艾伦提出了七个有关性爱的而尖锐的话题，这只由一位疯狂的博士研制出来的巨乳可以说是他对一切既有正统观念与秩序的与反击。

　　伍迪·艾伦属于那种居于中间的“犬儒”。艾娃·卡昂认为，他的犬儒跨于两者之间：一半古代，一半现代。此处所言的“现代”，不像古代哲人那样一切，他们既不提倡苦行主义，也不弃绝物质与，更不寄情于自然，他们之所以这种哲学，首先与其有关：怀疑、反讽、。

　　作为一名现代犬儒，伍迪·艾伦总是在思考“为何值得活下去”这样的终极问题，家庭、教育、教、、婚姻、性爱、命运、，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逃脱他犀利的审视与性。都终有一死，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在伍迪·艾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得益于传统（和纽约人身份）与哲学（首任妻子培养了他对康德的兴趣）的融合，伍迪·艾伦的作品不断向发问并给出回答，而出现最多的正是如下名句：“我在这里做什么？”在《怎样都行》中，梅洛迪不断对自己所处的境地发问：我是谁？我在何处？我是这个时代的一员吗？在《爱与死》中，鲍里斯则继续发问：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存在吗？存在吗？人有吗？我们去往何处？我该带一把牙刷吗？

　　在伍迪·艾伦早期的作品中，《傻瓜大闹科学城》以声明为形式，堪称伍迪·艾伦犬儒主义的电影宣言。一切都清晰可辨：对体制的揭露、乌托邦的、的、者的愚蠢人民的盲目和的策略、者的以及富人的放肆等，不一而足。当然，他也的。《罪与错》无疑是对犬儒主义的献礼。在片中，不仅质疑了作为最高秩序的，而且了决定人生转折的运气与机遇。这被它后来发挥扩展为《赛末点》最后的戏剧化结局，在《无理之人》中，伍迪·艾伦又将这种运气与偶然推向了必然的死亡电梯。

　　《无理之人》（Irrational Man，2015）中对于“赛末点”的反拨。

　　在谈到犬儒主义对正统思想的时，学者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评述道：

　　“工作、结婚、养育子女、祖国，这就是、和卫道者向我们的合乎社会的理想模式。伍迪·艾伦的电影也同样布道者，并力图他们的话语。”

　　首先是家庭与婚姻。伍迪·艾伦对于人类社会二元婚姻关系的叛离，不仅体现在自己的私人情感生活上，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影片《午夜巴塞罗那》中。该片大肆后现代恋爱观，将个人欢愉作为最高的，彻底了“1+1”的家庭模式，无疑迎合了当今欧美社会对于多元家庭关系构建的呼吁。

　　除此之外，伍迪·艾伦对于社会对个体的同样给予和。这种对于的反叛从他的未来主义喜剧片傻瓜大闹科学城》（1973）就已初露端倪。片中，导演将时间定格在二百年后的2173年，此时人类社会已步入高度发达的智能时代，一切体力劳动俨然已被机器人独揽，不过社会斗争依然如现今那样上演。由伍迪·艾伦扮演的迈尔斯·门罗，作为当前迈向未来的个体，对于苏联斯大林和法国首脑戴高乐张冠李戴式的戏谑与调侃，充分折射出导演对于一切社会形式的质疑，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一切社会的。

　　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在十年之后推出的《西力传》（1983）看似在讲述一个因境而异的变色龙故事，实则从另一个角度了社会个体趋同的趋势。

　　在追求爱情、狂欢、幸福或真理时，所有伍迪·艾伦式人物都追个人或一件事在跑。为达到目的他们采取的手段尽管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绝对的目标：。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与社会展开斗争，断绝言语与意义的共谋关系，重申“已死”， 冲破，行动起来而非苟活于世。

　　在持续反叛的影坛生涯中，伍迪·艾伦始终以反讽与戏谑作为自己最有力的手段，而这些也正是犬儒主义哲学的和有力武器。从撰写笑话与表演脱口秀起步的伍迪·艾伦，显然充分掌握了幽默反讽的秘诀。他在《星尘往事》中大学教育，在《爱与死》中教与，在《性爱宝典》中婚姻性爱，在《俄狄浦斯的烦恼》（《大都会传奇》里的第三个故事）中自己的母亲，在《名人百态》中好莱坞商业片。作为一种言语层面的修辞手段，反讽无疑提供了最有力的性策略和手段。

　　通过揭开虚幻的面纱，犬儒主义者得以深入挖掘。他们以反讽为手段，深入文明表层以下进行探寻，以便向社会的基石和禁忌发起。

　　通过电影来观察城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关于纽约这位现代城市，有两位导演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是马丁·斯科塞斯，一个是伍迪·艾伦。前者多出于个人成长经历的追溯和生活背景的想象刻画城市，后者多以一种的姿态去描摹一座城市以及一个社会的风貌。与马丁·斯科塞斯等试图制造城市与人的疏离感的导演不同，伍迪·艾伦通过不停自说自话、巧妙地台词设计、间离效果的营造、空镜头跳接中的城市，成功地让观看者融入到他的影片中。《曼哈顿》的开场就是最好的。

　　城市的荣耀、阴影与动荡，这些都是犬儒主义在表达时自然会采用的主要背景。正如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谈到犬儒时所评述的：

　　“只有在城市之中，犬儒主义者的性格及其负面特征才能在的喧闹与爱恨情感压力之下变得彻底明晰起来。也只有城市欢迎犬儒，尽管他们对它全然不理；对于有创意的人群，它仍以都市特有的个性寄予同情。”

　　在《曼哈顿》中，我们恰好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片中的人物艾萨克·戴维斯是一位四处碰壁的作家，他宁可与一位少女鬼混，也不愿面对成熟的男女关系。他的前妻准备在一本书中披露他的缺点以及他在婚姻中对她的，而他最好的朋友则向他坦露自己有了情人。正如以往那样，这是对和婚姻传统的终极。在《怎样都行》中，亦可以找到犬儒主义所有的特点。它从欢迎明眼行人的城市开始，通过援用幽默、反讽、挖苦以及简短的格言，以此社会向消极抵抗者制度、礼节、和空想。

　　人们定然不会忽略《星尘往事》片名那忧郁的诗意，而该片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拍摄而成。作为一部极富隐喻内涵的电影，该片直接对此给出了回应。（片中的桑迪·贝茨讲述了一个梦，梦中他从火车站月台上登上了第一列火车，车上的座位全部被他所谓的“失败者”占着。于是，他设法下车去搭下一班列车，因为那里氛围更为热情，车厢挤满了富裕而漂亮的乘客然而，最终这两趟火车抵达同一个终点：一个公共垃圾场）和桑迪一样，伍迪·艾伦的职业生涯此时也正不知去往何方。正是这种艺术危机，使他对艺术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上的有用性进行普遍性反思。从深度和形式上来说，《星尘往事》探讨了虚构与真实的对立，伍迪·艾伦对此的也是与日俱增。这部电影以《曼哈顿》那样的黑白模式拍摄，混合了桑迪·贝茨日常的现实描述与个人幻想，最终将这个人物引向一个魔幻世界。

　　就伍迪·艾伦本人或片中的虚构人物而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反对均化、趋与标准化为低俗消费产品的知识。在谈到犬儒主义时，昂弗翁就此做出的评述尤其具有意义：“犬儒主义者以反叛者的身份为自己构建，他以傲慢恣肆之态这些，以便更快地冷却历练不足者的热情，或借此表明自己的言语有能力做出选择，并以此确认听众或观众之中的之辈。”

　　“我始终感觉犬儒主义或许是现实的另一种形式，因为我感觉自己对社会惩罚这个特殊议题有着真实的看法。对于每个有思想的人，很明显社会上每天都存在大量的不公现象和犯罪事件，从人身、情感到国际犯罪，它们不仅没有得到延治，有时甚至还会得到嘉。所以我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愤世嫉俗，相反我倒认为这种看法尤其准确。”

　　伍迪·艾伦的每部影片都自豪但并不张扬地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盲目和偶像加以抵制。对于世界的普遍性，他用特殊性来加以回答；对于通行的强制命令，他用回转来加以规避；对于社会规范和习俗，他则采取迂回策略。他在他的电影中，正是利用意识并采取那种放肆的思维，力求刺激观众并将他们。

　　本文第二、三节有关伍迪·艾伦和犬儒主义关系的内容，整合自《伍迪·艾伦传：一个犬儒主义者》（版本：上海出版社 2018年7月）一书。撰文+整合：风小杨；编辑：西西。题图为《安妮·霍尔》（1977）的结尾。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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