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传：他们不让我参军似乎我不太适合｜每日读第 176 篇

　　原标题：伍迪·艾伦传：他们不让我参军，似乎我不太适合｜每日读第 176 篇

　　“那个时候，我花很多时间呆在电影院来逃避现实生活，到最后我已经无法分清两者的界限。”

　　伍迪·艾伦的艺术实践原则，就是开拓生活全新的可能，并在虚构世界之中找到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东西：一种的替代。他早期的喜剧在视觉与叙事上的，充分显示出艾伦多变影视风格的秘诀：不同体裁、声调、语言与特征的混合。从剧本创作、配音到执导、演员、作曲，他不仅样样在行，而且还为影片剪辑师提供帮助。对于自己的电影，他从头到尾事必躬亲（即便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导演真正想说想做或想成为的，就是困扰周围同行以及谨小慎微者的人。此外，伍迪·艾伦也将矛头指向旧习和传统，从形式和话语上它们，并借助思辨、文化和嘲笑对其加以驳斥。人们只需对《宝典》中七个片段颇具争议的标题（如有用吗？何谓？时会怎样？）加以审视，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尤其当社会趋于正统的时候，向社会如此发问的确不合时宜。然而，通过一个明知自己有错但泰然自若的男孩，喜剧大师毫不顾虑地将事实于人：

　　身穿灰棉衬衣，内衬白色 T 恤，戴宽框眼镜，目光忧郁，嘴角挂着无奈的笑容，这就是维吉尔·斯塔克维尔被抓住后备案时的特写。针对这张“无奈的嘴”和“紧闭的双唇”，彼得·斯劳特戴克对它们的意义和表征阐述甚是精当，他如此写道：“与过往经历密切相关，这张愤世嫉俗但无奈的嘴巴只知道一件事情：最终看来，一切都是虚幻，人也没法使这张嘴巴趋于随和、呈献出一片忠心，并沉溺于欺诈的之中。”在警署的维吉尔画像其实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影片人物将这个气馁的头像归因于生活对他的：这从心理上表明主人公对周围的怀疑，对观众而言这也是他身处微恙的一种。

　　针对维吉尔·斯塔克维尔这个神经质的小角色，伍迪·艾伦说：“在喜剧片中，我感觉这是个非常经典的形象。一个身体瘦弱的胆，对女人垂涎三尺。他心底好，却笨手笨脚，神经紧张，软弱。”导演这里对自己的喜剧原型进行了界定，而且在个人今后的影视生涯中还会对这个原型逐渐加以描绘，并尤其关注片中男性人物的缺点（它们与人物的鼻子一样明显）。也正是缺点让他们变得讨人喜欢，并让女孩们为之倾倒，而《傻瓜记》中的易丝就对笨拙的主人公爱慕有加，正如卓别林电影《城市之光》中对流浪汉表露好感的年轻失明卖花姑娘那样。

　　1969 年，伍迪·艾伦将一位普通人的冒险和不幸搬上银幕，此人梦想着成为其他人。然而，这些人远比他更坚强，比如被追捕的罪犯、（《香蕉》）或者避免被砸碎的机器人（《傻瓜大闹科学城》）。若说片中的维吉尔·斯塔克维尔抱怨自己曾是父母的者，那么伍迪·艾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影片中塑造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试图突破物遭人的形象，以此自然倾向于让此类人物充当的。在 1971 年推出的《香蕉》中，他扮演了虚构国家圣马科斯（San Marcos）的总统，语是那里的语言（不禁让人想到他非常喜欢这个国家的空气、气候、风景与艺术家）。最终，在银行抢劫犯与国家元首之间，也只有一步之遥……

　　“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明白，不论一个场景进行的节奏如何，拍喜剧片始终都要加快速度，这是个黄金。”

　　在影片《香蕉》中，伍迪·艾伦将《傻瓜记》初探的主题彻底深化，为电影借助话语和图像作为大规模武器对抗国家奠定了基础。从 1965 年起，美队被大量派入越南境内。美国在发动战争，和平主义者上街，到处是的摄影记者。正在这时，艾伦与米奇·罗斯（Mickey Rose）共同撰写剧本并推出《香蕉》，来安抚那些热情高涨的人士。他们两人联袂创作出这部杰出的剧，在和的同时，也嘲笑的以及那些像鸽子一样被的市民。显然，一顶假发和一缕胡子就足以欺世。

　　几年之后，当迈克尔·西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的影片《猎鹿人》上映时，艾伦针对影片的视角表达了个人的：“对于越南可能发生的事件，《猎鹿人》是个虚假的看法。我不相信会是的越南人贫穷的美国人玩俄罗斯轮盘，而非美国轰炸机在越南到处投射凝固汽油弹。我对这部影片并不，但为这部影片颁发奥斯卡，在我看来完全是当前美国文化的衰萎。”伍迪·艾伦从不由主义父母抚养长大的事实，作为沙龙的，他们对麦卡锡以及实施的犬牙们可谓骂不绝口。伍迪·艾伦在《香蕉》中将这种搬上银幕，并再现出激进在冲锋枪火舌面前仓惶而逃的场面。

　　如果是一连串的随机事件让胆小怕事的纽约人菲尔丁（Fielding）成为圣马科斯的首领，那么在故事开头总有一位女性，这正是年轻、漂亮的社会活动南希（Nancy）。菲尔丁为了她，赶赴拉丁美洲（尽管他害怕坐飞机），全然不顾那个国家爆发的内战。尽管这是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但片中人物笨拙的魅力却捕获了观众的心。从视觉上来看，《香蕉》充满了各种新奇事件与妙语玩笑，尽显伍迪·艾伦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不禁让人想到他本人也是自学成才。影片《香蕉》中充满着插科打诨（用独轮车送给游击队员的甘蓝色拉）、笑话（不总是易于察觉）、观念联想以及对马克斯兄弟的模仿（在向胡须致敬）。

　　在将《香蕉》视为立场鲜明的影片之前，它首先是一部优秀的喜剧片。本片主要的拍摄任务在波多黎各进行，而易丝（饰演南希）和伍迪在几个月前已在墨西哥离婚。显然，这次离婚没有第一次那样痛苦不堪，因为易丝还继续在伍迪·艾伦 1972 年的《宝典》中出演。离异的缘由何在？正由女演员的性情不定与抑郁所致。显然，这对青年夫妻身上背负的创伤包袱有点过于沉重。

　　银幕上的伍迪·艾伦对、战争和权威冷嘲热讽，正如在《安妮·霍尔》中那样，他在体形是自己两倍的面前撕掉罚单，或像《傻瓜大闹科学城》中那样，他偷受人敬仰的者的鼻子并，或在《宝典》（第一个片段《管用吗？》）中，他敢于有权砍自己脑袋的国王。

　　对基于立国文档（如法律或《圣经》）之上体系的弃绝，已经演变为艾伦式主人公策骑的一匹战马，它为反叛、反正统与意识开辟了诸多道。如果伍迪·艾伦的面貌不像一位朋克音乐人，而是像一个完美的土耳其人，那么他塑造的人物就与那些身穿皮夹克的拒不服从者有了共同之处，也同样存在主义和主义立场，但不需要夹克来强悍，因为它至多好比是《奇招尽出》中大卫·多贝尔他人随身携带的一根棒球杆。这些人物身不由己卷入，但正如《傻瓜大闹科学城》片末迈尔斯向露娜所言：“解决根本不管用，不论谁在幕后操控都一样。”一份无可的判决。

　　“我是格劳乔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1968 年 5 月的流行口号，这里被伍迪·艾伦借用。）

　　当斯蒂格·布约克曼问及伍迪·艾伦的立场时，导演回答说：“我定义为一名左翼派人士。”不论是在《香蕉》《傻瓜大闹科学城》，还是在《爱与死》与《别喝生水》中，这位左翼派人士都以“喜剧”形式的。诚然，他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以及他对人类有限的，无疑催促导演通过自己的作品去那些沉睡的灵魂，并以明快的节奏摇晃他们，而这个节奏又在生物上取决于导演本人。这些短片（不超过九十分钟）鞭辟入里、明察秋毫。至于人物言语，伍迪·艾伦敢于直言不讳。对现实带来的打击他也主动予以回击，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主办的由艾伦与袋鼠展开的拳击比赛，虽然有失公允却也生动别致。

　　“在创作或拍电影时，你创造出自己喜欢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你喜欢自己创造的人物，喜欢他们的着装、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说话的方式。你于是有幸能在这样的世界之中生活几个月……因此在我的影片里，我始终感觉理想生活或幻想的美好总与现实的相互对立。”

　　无论是备受宠爱还是争议，伍迪·艾伦毫无疑问一直站在电影行业的浪潮之巅，制造一个又一个话题，引领着时代和美国影业的发展，并受到人们的关注。伍迪·艾伦本身就是一种声音，一个符号，一段记载。

　　从《安妮·霍尔》（Annie Hall）到 《午夜巴塞罗那》（Vicky Cristina Barcelona），再到《魔力月光》（Magic in the Moonlight），伍迪·艾伦一直用他冷静而客观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审视着我们每一个人。

　　书中探讨了伍迪·艾伦最喜欢的话题（，马克思，弗洛伊德），他的灵感源泉（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柯·费里尼，亚伦·雷奈以及索福克勒斯）以及他生命中的女性们（露易丝·拉塞尔，米亚·法罗，黛安·基顿），伍迪·艾伦生动的形象跃然纸上，对他来说，犬儒也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