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喜剧电影的特征：对时代转型的恐慌焦虑与自我调适

西方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曾提出：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社会衰朽的阶段”。

1980年代的诸多喜剧电影便是印证了这个主题。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都相对单一，社会结构也较为简单，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利益关系发生了铺天盖地的改变，原本单一简单的格局越来越趋向复杂多元。

传统的思想观念被新的思想观念不断冲击，传统的社会规范被新的社会规范取而代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逻辑在社会人头脑中全面渗透。

1980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变好，但是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其实暗流涌动，因为一切所谓的“好”其实很大程度源于强烈的外在助推力，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迎接新生活的准备。当精神准备还不充分的时候，大门突然打开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无情地抛到一个传送带上，不管个体是否愿意，是否有所准备，人都被抛了上去。

旧的还没有瓦解，新的已然到来，新旧共存便是当时社会的特点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转型的时代难以理解与融入，于是开始恐慌与焦虑，甚至是信仰坍塌，价值摧毁，很多人只感受到了短暂的激动，然后就被沉重的负面情绪所包围，甚至是感受到了一种末日危机。

面对这种剧烈的社会转型，有的创作者选择把这种焦虑与迷茫表达出来，《顽主》就是这样的作品。

它是属于1980年代后期的故事，虽然市场经济已经初露锋芒，但是计划经济更加被普遍接受，虽然各种思潮涌入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但是社会结构仍然老旧，这些都给人们以剧烈的矛盾感。

《顽主》正是通过这种矛盾感，诉说了一个只属于这个时代的寓言故事。

《二子开店》中父与子也毫无疑问就是“新”与“旧”的代表，儿子代表“新”，父亲代表“旧”，儿子让父亲穿店服，父亲不理解为何服务人员一定要穿这些别扭的服装，儿子就趁着父亲洗澡的时候把他原来的衣服扔掉，努力让他接受新的思想与生活方式。

儿子给店员们进行微笑培训，古板的父亲却因为不适应所以笑得比哭还难看，这些细节都说明了新旧之间的代沟，两代人的差异通过影片表露无疑。

但是父子关系本身就意味着矛盾一般相对温和，用喜剧的方式加以处理更是消解了许多冲突，到最后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评判，只留下了一堆荒唐的笑料。

《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只是一个出身名校，无党无派，脾气古怪的工程师，却莫名其妙被误会与怀疑，百口莫辩的他经历了一番折腾最后也没有等来一个道歉，而是被责问为什么要花一块钱去找一颗不重要的棋子。他看演出的时候调侃自己欣赏不了，跟不上年轻人的潮流，仓皇跑到街上。

影片还有一个经典镜头，赵书信站在高高的矿堆上，面对乱石成群，愤然把手中的石子扔下，本就单薄的身影被映衬得更加渺小无力。

这些细节都说明了他对新的生活方式感到焦虑与抗拒，代表了在转型中越来越迷茫的知识分子。

《顽主》充斥着漫无目的的虚无与颓废，讨厌信仰、道德、理想、文化等，这里面的主人公他们的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他们丧失社会存在感和话语权，他们的精神迷茫困惑。

总之他们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是背负社会转型阵痛的牺牲者，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被历史绊倒了的人，是被日新月异的变化所忽视的群体，是被具有优越感的官方主流意识行态领域所忽视的角落。

导演把这些主人公置身于政治往昔对比中，当下大众文化之间的地域与空间的纠葛中，这种具有强烈空间想象和时间变迁的创造性电影有力证明了中国社会是如何转型的，以及在这种转型中有一部分人正在面临着怎样的焦虑与迷茫，是摸准时代脉搏的作品。

当然，也有的创作者并不是着重去表达焦虑，而是选择讴歌新的生活，刻绘崭新的生活面貌，弘扬新的精神文明，畅想着未来一片繁荣的生活图景。

比如198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农村题材喜剧其实就是一种明显的自我调适的产物，这个阶段的喜剧作品很明显的呈现出一种自我调适的心态，虽然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但是人们也该挥手告别，迎接新生活。

比如《喜盈门》就是典型的作品。它上映以后轰动一时，起到了真真正正的教化意义。

据1981年8月的《大众电影》记载，《喜盈门》在城市上演盛况空前。据北京市九十八家影院统计从六月十一日一二十二日，十二天中共放映了《喜盈门》三千一百七十七场，观众人数达二百七十万，上座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创建国来北京市首映最高纪录。敬老爱幼、赡养父母、爱互助这些美好的新风传遍城镇乡村。

年轻一代忏悔对老年人不够耐心，婆婆反思自己对媳妇儿不够理解，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暖融融的气氛，新道德新风尚的春风在人们中间吹拂！

这部电影主要就是在描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政策对农村产生的积极影响，它不仅赞扬了改革的风向，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想象性地提出了一些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一方面响应了国家政策，一方面又安抚了群众的心态，正所谓一举两得。

所以它不仅受到了群众的喜爱，还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认可。这种漂浮于社会表层的乐观主义气氛也许多少有些肤浅，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80年代作为一个大时代对未来的共同期待和指向，喜剧电影对时代转型的恐慌焦虑与自我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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