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去年平均每20天就经历一次雾霾迷城

　　“从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北京连续3天及以上能见度小于3千米的严重雾霾污染事件共出现了18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雾霾迷城。

　　但是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问为什么天空不再透明时，却少有人关注，我们的减排措施是否真正地落实到位?生产企业里的治污装置又有多少在正常运转?

　　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表示，2014年预计淘汰钢铁产能2700万吨，水泥产能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煤炭小锅炉5万台;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除尘改造1.5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00万辆。这为不得不戴口罩的民众勾画了清晰的好空气蓝图。

　　但落实远比规划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丁仲礼告诉记者，如果每年都能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减排力度落实，加之前面已经完成的淘汰和改造工作，国内燃煤电厂的脱硫脱硝改造只需要4年。“能否有一个落实清单，能够看到哪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真正做了些什么，哪些还只停留在喊口号阶段，否则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丁仲礼说。

　　雾霾形成：内因是根本

　　“现在很多人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雾霾，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地区间差别很大。”丁仲礼说。

　　雾霾的成因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外因，即天气条件。在静稳天气下，空气不容易发生水平流动，污染物难以扩散。这一外因属于基本不可控因素。

　　另一方面，雾霾形成的内因在于污染物的排放。“我们工业、交通会排放出气体物质，这些气体物质与大气中的成分结合，通过复杂的过程转化成的固体物质叫二次颗粒物。造成重污染、重雾霾的污染颗粒物大部分不是直接排放出来的，而是二次颗粒物。” 丁仲礼说。在北京，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和机动车排放。

　　燃煤的主体有电厂、钢厂、锅炉、煤化工以及居民，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和二氧化硫。

　　早前曾有媒体报道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不足4%。对此，丁仲礼指出，4%只是一次排放的比例，未包含机动车排放的气体污染物形成二次颗粒物对PM2.5的贡献。根据北京环科院关于北京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对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排放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42%和32%。机动车的总量排放虽不及燃煤，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机动车在城市里汇集，对于局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影响颇大。

　　丁仲礼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东部10省土地面积约92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球0.6%，但是承载了全球7.3%的人口。年消耗煤炭约14.5亿吨，全球占比高达21%，私家车拥有量约占全球的5.6%。“东部地区的污染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环境容量。”丁仲礼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私家车保有量很有可能在五年内翻一番。由此，他提出：“即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排放也超过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

　　“我国的东部地区是一种复合型的污染，既有燃煤的污染，也有机动车的污染。”丁仲礼说，“尤其是冬季的取暖，京津冀地区每年的取暖就需要3000万吨煤，而燃烧之后(产生的气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排放出的二氧化硫等气体将转化为“二次颗粒物”，并不断形成累积，这也是冬季形成强霾天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大力削减污染物，雾霾必然会成为常态。”丁仲礼强调，“一方面气候条件在变化，以后北京会慢慢变得风小、气候比较湿润，将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外因不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内因来解决，就是大力削减污染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也表示，气候是不可控的，人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本身造成的污染。

　　源头减排是关键

　　刨除外因，控制内因是治理雾霾不可回避的事实。丁仲礼提出：“减少雾霾的必由之路就是源头减排”。

　　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调整能源结构、产业升级、“两高企业”转移、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治理污染，这些都是“源头减排”的方式。但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上述计划落实起来显得尤为艰难。

　　“我们国家还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我们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5%到60%。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城镇化，人口必然会向城镇集聚。”丁仲礼说道，城镇化过程中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丁仲礼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铁路7.97万公里，人均0.06米，而全球平均水平为0.17米，是中国的2.8倍;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公路占有量还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的能源。中国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消耗至少还要翻一番。”丁仲礼预测。

　　能源结构的调整，似乎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2012年煤、油、燃气在中国能源消耗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与1965年相比，煤油气以外能源所占比例增长只有5%左右。”

　　“源头减排在中国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尤其是煤炭的绿色利用。”这是丁仲礼给出的答案。

　　丁仲礼告诉记者，绿色利用的概念就是真正实现脱硫、脱硝、除尘，提高油品质量、汽车质量，还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治理。“技术都是现成的，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落实起来。”他说，“当然我们还要解决秸秆的燃烧、厨房的烟气问题，这些技术会慢慢推向市场。源头减排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让治污设备运转起来

　　尽管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并不存在技术障碍，但目前污染企业的治污装置运行情况却并不乐观。

　　“很多时候企业装了治污装置来应付检查，却并不运行。”王跃思说。有数据显示，如现有装置全部运行，二氧化硫和粉尘能下降60%左右，二氧化氮下降35%左右。

　　“只要把这些治理污染的装置运转起来，大部分污染都可以降下来。”丁仲礼说。

　　王跃思表示，实际上中国现在治理污染不在于制定多少标准和政策，而在于执行和管理。“现在工厂偷排偷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脱硫脱硝设备的低效是业内的现实问题，很多环保的设施放在那里不用，甚至没有用过，这种现象不占少数。”王跃思坦陈。

　　“我们国家可能有50%的电厂配备了脱硝设备，但是我们有70%在运行吗?我们的钢厂可能有40%配备了脱硫脱硝设备，但基本上都没有在使用。”王跃思说，“所以实际上我们各级地方政府首先要强调的，是把现有的设备开动起来，管理起来。”

　　王跃思一再强调，“技术是现成的，先把管理搞上去，监管是最难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个脱硫脱硝除尘的设备可能需要1000万元，每年运行需要300万元，但是如果工厂违法排放，每年罚款交30万元就可以了，那谁愿意去开动设备呢?“现在的违法成本过低，只有执法严格才行。”

　　王跃思告诉记者，管理的问题也在影响着预警。中国现在的雾霾预警不准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用来计算的预警模型是靠外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不太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即便中国有了自己的模型，预警依然很困难，原因出在污染源清单上。现在的污染源清单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如果按照不真实的污染源清单计算，即便算得准确，也难以保证预警的准确。现在的预警尚不能告诉公众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只能预测明天可能有霾，没有给出解决方案，这样的预警只能说做到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