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缺的不是热情而是信任

　　21日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款物捐赠总额约817亿元，占GDP的0.16%，人均捐款60.4元。较2011年下降3.31%，已是连续第二年下降。( 9月21日《法制晚报》)

　　这样一组国内年度慈善捐赠数据，无疑既显得有些“难看”，也令人“难堪”。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组“连续两年下降”的数字，而且还是在原本就非常低的基础上的“连续下降”。这正像媒体报道中指出的，“中国慈善捐赠规模与国际水平差距依旧悬殊”，“2012年美国接收社会捐款约为316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2，但美国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

　　在“差距悬殊”背景下，我们的慈善捐赠何以依然“连续下降”?民政部官员提到的“持续负面影响”，显然是导致捐赠“连续下降”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所谓“负面影响”，实际上也即此前舆论曾热议的由于慈善组织公信力严重不足而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如其中堪称典型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而上述《报告》数据也已充分见证了这一点。如2012年红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1.88亿元，同比再次减少了23.68%。而在2011年，红会接收捐赠28.67亿元，降幅近六成。

　　直观来看，这种慈善组织的社会信任危机，无疑首先是一种由于慈善组织运行管理透明度不高、相应慈善信息缺乏公开性所引发的信任危机。如此前媒体调查显示，“透明度”为公众对慈善组织的“第一要求”，而对目前慈善组织透明度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公众仅占23.5%;其余八成公众均表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或“一般”。

　　而更进一步分析，这种慈善组织信任危机，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公众对目前许多慈善组织的运行管理机制体制，难以形成信任的体制化危机。这正像原民政部部长徐永光曾提到的，“世界银行前行长曾告诉我，华人的慈善捐款热情很高。中国人现在的捐款数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并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制度的原因。中国人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而现在的体制抑制了这种热情”。

　　具体而言，这种抑制慈善热情的体制，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许多半官方慈善组织身上都能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具有浓厚“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色彩、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慈善组织运行管理体制。诚如社科院《民间组织报告蓝皮书2013》指出的，“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很多官办公益慈善组织和社团组织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官办社团组织频频遭遇严重信任危机，充分表明对他们的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这种背景下，要想改变所谓的“负面影响”，进而救赎“慈善捐赠连续下降”趋势，根本还在于必须彻底从体制上改变祛除慈善组织自身固有种种“负面”现状，如信息“不透明”，运行管理体制“行政色彩强烈”的“负面”现状。(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