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资源奇缺：千名儿童分不到半个医生

　　每千名儿童分不到半个儿科医生和一张床位，大多数基层医疗机构医生未受过儿科系统培训……儿童是家庭和社会的“掌中宝”，可儿科却成为医疗体系的“边角料”。

　　“‘小儿科’医疗服务关系到新一代健康，马虎不得。”“六一”节前夕，多位专家向社会呼吁，政府应该增加儿童医疗资源，建立多层次的儿童医疗救治体系。

　　一个专家号炒到5000元

　　5月的一天晚上陈女士抱着儿子来到武汉同济医院儿科急诊看咳嗽，结果等了3个多小时。

　　挂号大厅熙熙攘攘、输液大厅吊瓶林立、住院部过道成病房……这是许多儿童医院的景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说，患儿扎堆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而且还容易交叉感染。

　　由于“小儿科”资源短缺，众多患儿的选择面临两难：一是涌进城市大医院、专科医院。统计显示，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研所两家专科医院2012年门急诊人数和出院人数分别占全市儿科就诊量的47%和51%，其中七成是外地患儿。医生人均日门急诊量五六十人次，冬春就诊高峰更是达到上百人。

　　二是奔着大专家。姜玉武是诊治小儿癫痫的知名专家，他的号被号贩子最高炒到5000元。

　　“这种状况值得担忧，是一种畸形。患儿需要就近找到看病的医生。”姜玉武估算，门诊中一半患儿不一定要找他看，“每个人的精力有限，看了普通发烧，就少了时间看疑难杂症。”

　　“现在都一个孩子，不敢有任何闪失，再说谁知道发烧是普通感冒还是别的病呢。”北京刘女士说，北京儿童医院挂号难，她常带孩子去医院旁边的新世纪儿童医院，挂号费七八百元。

　　“我能理解父母的用心，但看腹泻、发热，综合医院儿科医生应该没有问题。”姜玉武指出，我国儿科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十分突出。

　　八成乡镇无专职儿科医生

　　“忙、累、收入少。”儿科医生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

　　“儿科医生基本都是超负荷工作。”姜玉武说，儿科的特点与医学生择业的预期是相反的，儿科面临人才缺供和流失的双重夹击。

　　《2012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2011年全国儿科医师约9.6万，儿科床位约20.5万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4岁以下儿童有2.2亿余人。平均下来，每千名儿童只有0.43名医师，0.93张床位。如果提高到1‰的标准，我国儿科医师缺口12万多人。

　　北京市卫生局数据显示，常住人口中每年增加20余万名儿童，而近10年全市儿科医生仅增加411名。

　　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到2011年，全国共有儿童医院79家，其中76%的在大中城市。

　　安徽省仅有一所省级儿童医院，县级医院儿科医生大多没有经过规范的儿科知识培训，80%的乡镇卫生院没有专职的儿科医师，村医基本没有专业儿科知识。

　　湖北鄂州市长港镇中心卫生院院长余丙清说，卫生院一位自己培养的儿科医生即将面临退休，新招接班医生没多久跳槽了。

　　“儿科医生没有稳定来源，儿科怎么发展?”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认为，按照现行模式，儿科医生要经过5年基础学习和3年专业学习，“这显然不能满足当下的急切需求。”

　　他说，承担培养儿科医生的儿童专科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每年为本院培养人才已有负担，为社会输出的人才更是有限。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指出，儿科医师短缺与医疗体制有关。“儿科风险大、任务重，学生不愿意往儿科走。”她说，特别是在当前“以药养医”体制下，儿科发展难有转机，相比其他科室人力成本更高，医护人员价值难以体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教授赵平指出，综合医院儿科基本上靠其他科室养，“吃别人的饭，自然没地位。”

　　姜玉武也坦承，愿意从事儿科的医学院学生越来越少，一些大学生是因为儿科研究生好考才选儿科的。

　　儿科人才培养亟待加强

　　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要重点加强儿科等领域的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新增医疗资源重点投向农村和城市社区等薄弱环节。

　　“我国迄今没有专门的儿科发展规划。”朱宗涵指出，首先要恢复医学院校的儿科专业，制订儿科医生的培养计划，优先发展基层儿科服务，给儿童看病的，应该都是儿科医生。“儿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科，而是儿童的全科。”

　　“医学教育从未放弃儿科。”柯杨表示，医学院校也有儿科相关的课程与教材，今后还可增加与儿科有关的临床实践和课程设置，培养学生对儿科的兴趣，但不应该在本科医学教育中就分出儿科专业。

　　姜玉武认为，首先要建立吸引人的岗位，如果儿科医师不吸引人，即使设立了儿科专业，很多毕业生还是不会进儿科，进了儿科也会想着离开。”

　　一名儿科医生在写给卫生计生委主任的信中说：“我看很多有学识和临床经验的儿科医生退休和转行，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我喜欢儿科但是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生存。”

　　赵平认为，应该先解决儿科医生待遇问题，对儿科政府应有“戴帽”下来的专项投入。

　　柯杨指出，政府需考虑精细地测算和评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使付出与收入成正比;建议建立儿科发展特殊政策，由国家投入先“筑巢”，建立健全省市县乡多层儿童医疗体系。

　　“儿童就医难，还有一个原因是就诊模式不合理。”姜玉武呼吁，政府应加大投入扶持基层儿科的发展，完善医保政策和转诊政策，引导患儿分级合理转诊，缓解儿童看病难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