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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几十年停滞不前 导致青少年性无知性泛滥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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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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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仅是人类亘古以来都想解决的哲学命题,现实生活中,这一问题同样难倒了一大批人。

  11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一项街头调查发现,从1940年出生到1990年出生的几代人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85%的人回答是从河里或垃圾堆里“捡来的”,其他如“胳肢窝里掉出来的”、“洪水冲来的”、“床底下翻出来的”等,答案非常迥异。新浪微博中,一项近两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近70%的人被父母告知是“捡来的”,只有不到16%的人被告知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

  一个并不复杂的生命起源问题,家长却不愿,或不知如何告诉孩子正确答案。在看似可笑的回答背后,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缺失性教育的现状。从家庭到学校,以或逃避、或含混、或欺骗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让很多人的人生中,缺少了宝贵的“第一课”。

  性知识靠“自学成才”

  1945年出生、现年67岁的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常委马晓年教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小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无数双眼睛盯着,谁敢谈‘性’?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是个‘性盲’,从没受过这方面教育,后来去青海农村工作,听农民讲荤笑话,才第一次知道了‘性’。”

  那个年代,城里人将“性”变成了一件隐蔽而神秘的事,在农村,“性”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谈论。马晓年说,很多农村孩子最初的性启蒙,来自放马、放羊时看到的动物交配。若干年后,当他坐在男科诊室里,面对一对结婚后不知怎么过性生活的农村夫妇时,不禁脱口问出“你们没见过动物怎么做吗”,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很多农村年轻人不再放牧,对于“性”的了解一片空白。

  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生于1960年,今年52岁的他经历过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对“性”的禁忌,一切与“性”有关的书都被定义为“黄书”,就连“谈恋爱”都得偷偷摸摸。他清楚地记得,1981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部电影上映时,拥抱的镜头让很多观众低头不敢直视。

  与上一代人相比,生于1973年的赵君觉得,他们这代人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环境下,对性有了更多的好奇和探索。他们从小开始频繁地向父母追问“我是从哪来的”,但得到的大多是“捡来的”等敷衍的回答;初三时新增的“生理卫生课”,男女生分开,枯燥而乏味;电视里越来越多与“性”有关的镜头,让她们想不明白,“男人压在女人身上,为什么就能生出孩子?”

  到了大学,很多男生对性的探求,像野草一样疯长,他们开始“自学成才”,看“黄书”、“黄碟”成为主要的“学习途径”。赵君至今还记得,1994年她上大三时,学校周围遍布录像厅,那一年,与她同班的一个男同学因在录像厅观看“黄色录像”被警察带走,学校给予通报批评。

  赵君如今有了自己的孩子,“4岁的时候,她第一次问我‘我是从哪来的’,我给她看了剖腹产刀口,告诉她‘你就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她问,‘我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我回答‘因为妈妈很想要一个女儿,所以祈求上天赐给我一个,上天就把你放到了妈妈的肚子里。’”赵君说,直到今天,女儿每次玩“生小孩”的游戏,都以为只有把肚皮割开才能生孩子,“我不敢跟她具体解释,害怕说不清楚。”

  缺少教育导致性无知和性泛滥

  从“没有性教育”到“欺骗式性教育”,再到“想进行,却不知怎么进行性教育”,中国人对性教育的态度,几十年来发生着悄无声息且微小的改变。但在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看来,中国人始终是不重视性教育的,“甚至有抵触心理”。

  2006年夏天,一则“北京首个性教育夏令营失败”的新闻,曾被多家媒体报道。夏令营策划者--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张玫玫不得不无奈地面对事实:从4月到7月整整3个月时间,咨询电话屈指可数,只有10人报名;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参加英语等补习班,觉得性教育完全没有必要,这是夏令营“流产”的主要原因。

  王国荣说,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常常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是回避、淡化的虚无主义,一个是泛滥、无节制的实用主义。从封闭的文化土壤中滋生的“谈性色变”,无疑属于第一种。这导致63.42%的中国青少年从三级片或成人网站获取性知识,25.88%从书籍上获取,只有0.93%从老师和家长处得到正面回答。

  还有调查显示,中国家长中,只有26%的人主动与孩子谈过性话题,但很少涉及性心理、避孕等。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太小,没必要学习性知识”,甚至不知道性教育对孩子的作用。

  事实上,由于性教育缺失所导致的性无知,甚至性泛滥,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地步。

  性行为成了过早开放的“恶之花”。今年16岁的王笑笑是北京一家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她告诉记者,她们班里曾发生性行为的女生,早已超过一半,有两个女生甚至做过人工流产。这一现象在中学并不少见。

  在今年9月召开的“探索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正确方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张汉湘指出,我国每年约有22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18-24岁青少年中,有48%的人发生过性行为;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意外怀孕,而绝大多数诉诸流产。

  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所做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婚前性行为比例从1989年的15%,蹿升到2012年的71.4%,这种变化在其他国家要经历一两百年。

  受到性侵犯的女孩越来越多。由于缺少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导致近年来女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越来越多。广东省检察机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1年6月,广东共发生1708件女童被性侵案,占女童受害总案件数的75.34%,被害人中14岁以下女孩占了一半。

  很多孩子是在无知中遭受侵犯,她们连哪些是隐私部位都不清楚。北京一项针对453名小学四、五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24个人能正确选出全部隐私部位,包括胸部、排尿部位、臀部、生殖器官。

  恋父恋母情结增多、婚姻受到影响。马晓年说,他在临床中碰到过一个病例,男孩子18岁了,还和母亲睡一个被窝,有严重的恋母情结。这是早期缺少性别意识教育的结果,必然影响未来的婚姻。在古代,女子出嫁前母亲会授以“压箱底”或“春宫图”,以模型或图画告诉她性生活是怎么回事,现在很多父母连这些简单的性教育都没有,因不知如何性生活而就医的人并不少。

  性教育,要学的是爱和感恩

  恐怕很多家长都没有想过,类似“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些欺骗式的性教育会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伤害。王国荣说,在一段时间内,这会让孩子产生严重的疏离焦虑,怕被疏远,随时担心父母是不是“不要我了”。对更敏感的孩子来说,幼年的心灵创伤会在成年后的潜意识中扩大:没有安全感;因害怕失去,不敢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我是从哪来的?”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孩子就不知道,父母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彭晓辉说,这不仅是性的教育,更是社会、人文的,与爱和感恩有关的教育。当他的孩子上小学时,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回答:“是爸爸妈妈做爱生下了你。爸爸妈妈相爱了,又经过法律的允许,所以我们做爱是正当的,舒适而惬意的,最后就生下了你。”

  著名儿童性教育专家胡萍曾指出,6岁前,最好是孩子问什么,妈妈答什么。比如孩子问“我从哪来的”,可以直接回答“你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是否继续往下讲,取决于孩子是否继续问。彭晓辉也认为,如果孩子没问,不用主动给孩子上课。等孩子上小学后,再系统地学习这些知识,包括认识身体、人是从哪里来的、两性交往等。

  2011年,北京小学生性教育试点教材《成长的脚步》中,“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等内容成为争议焦点。彭晓辉认为,这些内容出现在教材中是正常的,国外性教育课本也如此。

  在日本,小学《卫生》教科书封面上,就有性器官图画。英国性教育漫画《我是如何出生的》一书中,也有一对夫妇赤裸亲热的画面。彭晓辉说,报着爱的目的向孩子讲述“性”,让其详细了解出生过程,有助于他们感恩父母、珍惜生命。

  自1988年8月,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中国学校性教育已历经20多年的曲折发展,但正如彭晓辉所说,中国真正的性教育“还未开始,远谈不上规范”。“当有一天我们不再劝阻孩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正确而自由地做的时候,才是性教育的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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