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成本成“风投”

导语：近日，有报纸报道：婚姻成本持续走高，但稳定性却趋低，被指成“高风险投资”。

婚姻成本成“高风险投资”

即使用肉眼也看得出来，如今建造一桩婚姻的成本越来越高，婚姻的稳定性却越来越差。去年，一个名为“各地娶媳妇成本”的热帖在网上流传甚广，综合买房、装修、买车、办喜酒、度蜜月等花销，深圳以208.2万元高居榜首，北京、上海紧随其后，数字为202.8万元和200.8元万。

200多万元意味着什么？一个普通工薪族男子，年薪6万元计，不吃不喝，需要努力30年才能圆洞房花烛。但如此“高投入”是否带来“高产出”？根据民政部门去年的统计，中国平均每天就有5000个家庭解体，离婚率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越是娶不起媳妇的地方，就越容易丢了媳妇，婚姻成为“高风险投资”，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传统伦理观的动摇，而这似乎无法用金钱来计算。

越来越难凑的“三大件”

关于婚姻，恩格斯曾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很可惜，伟大导师这句话在中国似乎一直都没机会实现。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中国人谈到缔结婚姻的条件，言必称“三大件”。

上世纪70年代，三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上世纪80年代，三大件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上世纪90年代是空调、音响、录像机；进入新世纪后，三大件化繁为简——房子、车子、票子。老刘今年60多岁，他和老伴结婚3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当年，凤凰牌自行车150元左右，上海牌缝纫机100余元，他结婚前攒了三年，算是把这两样攒出来了，但手表死活买不起。但即使凑齐了两样，结婚时也足够风光，“那时候好多买不起缝纫机的，结婚时都借我们家的缝纫机回去摆，摆几天再送回来。”

有专家做过统计，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0元，置办齐“老三件”总价约为380元，基本相当于一人一年的收入值，考虑到1978年基本生活开支系数，一般城镇家庭置齐“三大件”的时间需3年左右。以此类推，置齐80年代“三大件”的时间需9年左右；置齐90年代“三大件”的时间需10年左右。现在呢？仅以沈阳计算，购置一套房屋，加上装修，保守估计需要40万元，一辆车大概需要10万元，共需50万元。根据沈阳市社会经济调查局的数据，2011年沈阳市一线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5104元，换算下来，一个普通男性，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25年才能凑齐房子和车子。单纯从数字上考虑，婚姻成本越来越高，结婚似乎变得越来越难。

婚姻中敌对的两性

去年末，一部名为《巨额交配》的视频短片在网上悄然走红。视频只有短短7分钟时间，视频制作者随机采访了北京的几个白领，把他们按性别分成两组，提问三个问题：男人有多少钱你才愿意跟他结婚？男人有多少钱你才肯给他生个孩子？男人如果没有结婚和养孩子的钱，他算不算是垃圾？男女双方顿时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

女人说，想结婚，月薪起码过万吧，有房有车就OK，男人说，北京买一套房子，少则一两百万，多则三四百万，这些钱什么概念啊，你凭什么让我有房有车啊？你是长得像林志玲，还是长得像玛丽莲·梦露啊？女人说，生孩子你得有房子吧，孩子长大了你得给他准备房子吧，少说也得500万吧；男人说，你爱的是500万，我不会跟你结婚，很简单，没房没车就不结婚，我就一个字，滚！女人说，世间所有动物之间的交配都是需要物质的，不管人还是动物，总是需要一方有东西吸引另外一方才行；男人说，非要把自己当成商品来卖的话，没有问题，但老子还不稀罕买呢，既然女人那么现实，我们也没有必要那么真情？“巨额交配”的说法固然有些赤裸，但其根本，确实是如今中国青年男女彼此隔阂的价值观。“既然死活都是找一个人过一辈子，为什么不找个有钱人？”这句话成为很多女性抱持的信条，在情感专家连岳看来，恰恰从侧面说明中国人爱情质量低下，“我们的爱情普遍质量低下，和我们的前辈有关系。我们把上一代的尴尬男女关系当成了爱情的样本，要么虚荣得半死，要么软弱得半死，合起来就是一个全死。”

渐渐解体的家庭

离婚率持续攀升，已成为国际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西方预言学大师阿尔文·托夫勒就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单独开辟一章探讨人类未来的家庭。托夫勒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他看来，“今天的家庭破裂，是工业化总危机的组成部分，是第二次浪潮一切制度破裂的产物。”托夫勒认为，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传统的大家族渐渐解体成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小家庭。工业社会家庭特色是丈夫出去赚钱，妻子养家照顾孩子，这种稳定的组合符合社会需要。但是随着信息化社会到来，男女出现新的分工，小家庭必然会像曾经的大家族那样渐渐解体。按照托氏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农业、工业、信息化阶段同时并行的中国，问题显然会更加复杂。刚刚完成从农业阶段到工业阶段过渡的父辈们，自然希望儿女们能够找到一个可靠的丈夫，然而孩子们在接受宿命的同时却必须面对信息化社会的挑战。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认为，未来20年，女性自主会成为一个社会主题，中国的女性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努力，无论是做小鸟依人还是大女人，婚姻都是越来越不稳定的，这会让女性不得不独立出来，自主起来。

难道，未来的家庭就是一个个独居的个体？这个残酷的图景无疑让今天的人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