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越来越像太监

      这一切表明中国人民并没有陷入精神萎靡的状态，而是本来就生机勃勃的，而那些性格越来越软弱，日益缺乏阳刚之气，显得惧怕权威乃至暴力，而惯于屈尊俯就、在暴力强权面前显得俯首贴耳，性格像太监的中国人，只是上层的一小部分人，只是那些党的机关的人民代表和在上级面前的政府官员，即使这些人，一旦离开会场和上级领导，面向大众的时候，其本身的专横和骄奢也会立即暴露无遗，因此也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太监的问题。

　　问题是中国人本身根本就没有像太监这码事的问题，也根本不可能消灭自己的本来个性，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太监，作为个别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屈从或暂时地屈从暴力的压制的情况是有的，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人民一样，不可能真正为任何一种暴力所压服，但是上面的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正向我们说的，只不过它表现在个别人、个别群体中而已，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国人性格的太监化。

      它的现象的产生，首先是一种专制制度的恶果，强制性的言论一律虽不足以完全消灭人的个性，但却可以达到使万民暂时闭口的目的，使人在某个时期表现得性格懦弱、顺从，以致达到一种不顾曲直是非地对所有来自上级或政府的观点一律称“是”的现象，形成一种类似太监的无正常个性状态；其次，它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教化的结果，由于这种长期的灌输、教化，使中国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浓厚的帝王文化的历史背景和遗毒，使中国人民相比之下比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更习惯于接受专制政府或专制制度的管理方式的约束，由于这种历史因素，就（也）使现实的专制统治更容易从这种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到精神文化依据，施加以现实的强权暴力胁迫、*来达到自己的专制压迫目的，从而对人造成的双重身心摧残结果。

      一个根本的原因，一个制度越是矛盾重重，就越需要向它的国民灌输顺从的观念，极力把自己的国民教化成“善良”的人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彻底地奴化人民，同时，专制制度不是把权力交给人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决定或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剥夺或限制人民的权力以保证自己享有或不失去对人民的特权，因此，它的宗旨不是为人民办事，而是要提防人民的时时越轨，簪越或冒犯自己的资格，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要围绕首先保证自己权利不被侵犯这个轴心办事，这就决定了它在实际上不仅不可能真心为人民办事，也不可真正地认真解决人民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而必然是敷衍式的，这种“视民水火之急若等闲”的方式必然使社会不仅天灾依旧，而且人灾爆出，造成实际的各种问题和恶果累累。

      因此，奴化宣传的同时也必然要粉饰现实，这种宣传教化最突出的例子，当属历史上的王莽，这种铺天盖地而来的像和尚“念经”般一样的 “出口离不开‘和’、闭口离不开‘善’”的宣传粉饰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空前绝后的最为无聊和愚蠢可笑的滑稽结局，反之，纵观今天的*的“和谐社会”的提法，也是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它实质是要炮制“王莽式”的观念上的“和谐”来代替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以此来敷衍社会、粉饰太平，幻想给人造成一种仅仅是存在于头脑观念里的“和谐”世界，使百姓万民们安定下来，不去“滋扰生事”，从而保持自己的统治稳定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