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