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远远超出以往学界对4000年前中国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断，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结构复杂、气势恢宏、巍峨壮观，极具“纪念碑”性质。

▲石峁城址城垣结构

石峁遗址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地南缘，坐落在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黄土梁峁上，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高度1100-1300米之间。自2011年开始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内、外城共同拱卫皇城台，目前考古资料显示，皇城台为石峁城址的最核心区域。以大遗址考古理念为指导思想，结合石峁遗址工作实际，在完成2011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2012-2013年外城东门址考古发掘、2014年内城韩家圪旦大型墓地考古发掘、2015年城外樊庄子“哨所”试掘等“积累性”工作后，自2016年开始，皇城台考古工作有序开展、重要发现逐步揭露。

▲皇城台发掘前远景

▲皇城台发掘场景

▲皇城台工作区域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石峁遗址内一处石砌台地的称呼，从位置来看，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偏西居中部，是一处相对独立的山峁，顶部平坦开阔，南、北、西三面临沟，南北两侧坡陡沟深，西侧坡地平缓，仅东部偏南经山体马鞍部与外相接；从地势来看，皇城台明显低于包括外城东门址在内的外城北部城墙所在的山脊，站在皇城台台顶，可遥望外城北部城墙，外城东门址和外城二号门址；从结构来看，皇城台底大顶小，顶部面积约8万平方米、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四围筑有护坡石墙，石墙自下而上逐阶内收，阶阶相叠，形成台阶覆斗状之势。马鞍部至台顶高约20米，若以东侧北段墙体计算（因皇城台方向为东偏北约30度，与外城东门址方向基本一致，故以东偏北约30度为东，以便描述），石墙砌护的总高度超过70米，高大巍峨，气势恢宏。2016年夏，皇城台系统考古工作正式开始；2016至2018年完成皇城台门址（地牢壕地点）揭露、2017至2018年完成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獾子畔地点）上部发掘、2018-2019年完成大台基南护墙清理。

▲东护墙北段上部墙体

▲东护墙北段上部墙体

▲东护墙北段上部墙体局部

▲东护墙北段上部墙体外侧堆积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骨针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口簧

▲东护墙北段上部集中出土的卜骨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卜骨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陶瓦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陶鹰

▲正在拼对的陶鹰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规模性揭露，清理出气势恢宏的石砌护墙遗迹和数量巨大的各类遗物。目前揭露的护墙高8-15米、长约120米,墙体整体保存较好，呈台阶状自下而上逐阶内收，在不同高度上采用了不同的砌筑理念，大致可以观察出下部单墙矮、层阶多、无纴木，上部单墙高、层阶少、纴木密集分布等砌筑规律。叠覆墙体的主要文化层是来自皇城台台顶“弃置堆积”，其内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初步统计，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不下4万件，主要包括骨（牙、角）、石、陶、玉、铜等遗物，还有一些纺织品和漆皮残片。其中骨器为大宗，数量巨大，多见针、镞、锥等小件工具类器物，骨针数量1万余枚，结合骨料、坯料、废品、石刀（锯）、砺石等骨器“制作链”工具的出土，我们推测皇城台台顶应存在大型制骨作坊。骨器中还有20余件的口簧，制作规整，呈窄条状，中间有细薄簧舌，一般长约8-9厘米、宽1厘米左右，厚度仅1-2毫米。口簧即我国先秦文献中记载的“簧”，石峁骨制口簧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是世界音乐史的重大发现。另外，100余片卜骨的集中出土暗含了皇城台的信仰或宗教功能，其发现于皇城台东北角护墙墙顶上，为我们在其对应的台顶位置找寻高等级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陶器数量可观，除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日用器物外，数量可观的建筑用瓦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近20件陶鹰或许暗含了其信仰和宗教功能。这些陶鹰多为灰陶质地，饰绳纹或篮纹，身体各部位塑造栩栩如生，腿部粗壮稳固，双翅伸展上舒，脖颈翘昂，背部宽平施交叉贴附装饰，整体作振翅欲飞之状。

另外，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牙璋、琮、钺、环等；还出土少量铜制品，多为小型工具类器物，器形可辨锥、刀、环以及小铜片；还发现一些海贝和象牙制品。系列测年显示，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是皇城台使用晚期的主要年代。

▲皇城台门址结构示意图

▲门址外瓮城出土玉钺

皇城台门址自东向西依次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铺石坡道、内瓮城、主门道等组成。广场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外瓮城东墙一线围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33米，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外瓮城位于广场内侧、南北墩台外侧正中，为一道平面呈折角“U”形的石墙，在其外侧墙根处，发现紧贴墙面的两件完整玉钺，当系铺设瓮城外的广场地面时有意埋入；南、北墩台位于广场内侧，平面长方形，结构相同，均系夯土内芯外包石墙的“石包土”结构，分别与广场南墙和广场北墙相接，体量上北墩台大于南墩台。南墩台顶部的层位关系揭示出其建筑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200至公元前2300年；外瓮城内侧，以南北墩台、内瓮城为界，为铺石坡道，自下而上斜坡攀升，地面遍铺平整砂岩石板，个别石板上发现有阴刻纹样；内瓮城为平面呈“L”形的复合石墙，下连南墩台、上接主门道；主门道平面呈睡“U”形的“回廊”结构，下接内瓮城、上通皇城台台顶，由两侧石墙上发现的对称分布的壁柱槽推测，主门道应系一覆顶的封闭空间。皇城台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除显示出较强的防御色彩外，最外侧的长方形广场及两侧伸出的长墙，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礼制功能，对后世都城正门如北朝邺南城朱明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明清北京城午门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台基东南角

▲大台基南护墙及夹墙、夹道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1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2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3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3细部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4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5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6

▲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7

沿门址内的坡道向上攀登，可达皇城台台顶。台顶发掘主要集中于台顶东部，与皇城台门址以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道路有机相连。目前确认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称为“大台基”，同时对大台基南护墙进行了完整揭露。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南护墙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块错缝砌筑，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墙体上还发现有多个纴木洞，最高处残高约4.5米。在南护墙外（南）侧另有一道石砌夹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宽约1.6、残高0.8—1.1米，与南护墙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与皇城台门址主门道地面相连。大台基南护墙处最为重要的发现是70余件精美石雕，石雕多数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少量为双面，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较大，雕刻最为传神。单面浮雕多为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两侧雕出动物或侧视神面，最大者长度超过2.6米。圆雕为椭圆形柱体，立于夹道正中的地面之上，高度近1米，两面雕刻相同的神面。系列测年数据显示，这批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

考古四年以来，众多重要遗迹、遗物是皇城台内涵和性质的物质体现。作为目前皇城台考古最为重要的遗物，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远远超出以往学界对4000年前中国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断，这些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也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夏代的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连续多年的石峁考古工作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结构复杂、气势恢宏、巍峨壮观，极具“纪念碑”性质。以内、外城层层设防、严密拱卫皇城台的城垣结构，奠定了东亚地区古代都城以宫城为核心、多重城墙围绕的城市布局。另外，石峁遗址在城址规划、冶金技术、艺术风格等方面显示出与中亚、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可能存在的关联性，显示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存在双向、多重、频繁的交流和互动，石峁遗址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是桥接欧亚草原与中原地区的重要区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孙周勇、邵晶、邸楠、邵安定、夏楠、康宁武、刘海利）

编辑：韩旭川

审核：贾昌明

转载请在醒目位置注明来源及作者 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