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性生活：手淫文化史

　　都市男女的孤独和性缺失，绝不只是北京这种匆忙、疲惫、压力巨大的城市所独有的，但在都市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它可能是最被忽略的问题之一，除了，可能是陪伴他们最多的慰藉。

　　By白墨

　　这个网名叫wow的年轻人，凌晨两点开车从北京顺义的家里出发，沿途买了烤串和啤酒，朝着西四环的万寿路开去。他的目的地是那里的一家酒店。不久之前，在一个以音乐、电影和书为媒介的社交网站的小组里，一名性感漂亮的女车模发了一个帖子：“有人请夜宵吗？最好是送到房间来！”她留下了酒店名称和楼层。这深夜的赤裸裸的召唤，引起了一群未眠的年轻人的骚动，包括wow在内的几位“壮士”出发了。

　　一个小时之后，网上又起了谩骂声。有人到那家酒店找了半个小时，发现酒店只有五层。有人“奇迹般”地找到了七楼，可是不知道具体房间号。wow也加入了谩骂的队伍。直到这时，“壮士们”才意识到，他们以为天上掉馅饼，其实只是一个女孩半夜无聊耍人的把戏而已。

　　wow谩骂着开车离开了酒店。他先是到了海淀，然后沿着四环开到了亚运村，牡丹园。他不断发着新帖子，唤人出来吃夜宵，或者只是聊聊都可以。然而一路开，开到了天亮，他依然孤独一人，绕着北京城转了一圈，最后苦闷地回到了家中。

　　凌晨四点半，wow一整夜漫游的最后一站是他家小区楼下的早餐店。他在这里发了最后一个帖子：店里就我一个客人，夫妇俩都在忙着包包子，面前一屉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我弄了一小碟醋，等大姐给我煮的馄饨，“哎呦，真香，这包子怎么这么好吃啊！”我这样发出赞叹，一方面是闲得蛋疼，没话找话；另一方面，我想让他俩高兴高兴，毕竟有人夸他们的包子好吃，他们打心里还是高兴的。都不容易！都挺辛苦！

　　这样大同小异的由欲望、挑逗和失望串联的剧情，在这个以吃喝玩乐为名的小组里每天都在上演。这个小组有12万多人，大多生活在北京，年龄从七零后覆盖到九零后。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发新帖子，变着花样引起女性关注，实质上都是在赤裸裸地约“一夜情”。然而回复总是寥寥无几，很快帖子就沉下去了，新的帖子又发起来。但是这群数目庞大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在这里寻找到他们的一夜情伴侣。虚拟社会的规则和现实社会一样残酷——只有“高帅富”的男人才能吸引异性的眼球。

　　很多时候，这里甚至形成了鲜明的性别对立，或者隐性的“性别战争”。大多数女性因忍受不了男性不断地骚扰而破口大骂，那些言语犀利的女性因此成了这里的明星，泼皮无赖的男人则被其他人“膜拜”。谎言、无病呻吟、赤裸裸的性言语充斥在这里。而周末和节日前，是这个小组以及这个网站很多类似小组的高潮期。欲望和骚动疯狂涌起，形单的影子被无限拉长，都市男女的孤独在商业引导的节日里被放大到无限。与北京城里无数隐秘易的角落相比，社交网站的虚拟身份让性饥渴的人们在这里直白而疯狂。

　　但是，这些年轻人缺失和渴望的，真的只是性，一夜性吗？

　　都市男女的孤独和性缺失，绝不只是北京这种匆忙、疲惫、压力巨大的城市所独有的，但在都市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它可能是最被忽略的问题之一。女权主义学者盖尔·鲁宾曾说过，“性也许被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主题，与更加危急的贫穷、战争、疾病、种族主义、饥荒和核毁灭问题相比，它显得并不重要。但是，正是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有可能遇到无法想象的灭顶之灾时，人们对性问题的疯狂有可能变得十分危险。”英国社会学者杰佛瑞·威克斯也在他的《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一书里写道：“性活动已经变成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浓缩了若干关键性的问题，……近年来，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因为有关性问题的争论就是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社会形式中的争论。”

　　但关于性的争论和思考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对于每天都有匪夷所思的死亡和不幸上演的当代中国，性问题尤其会被一脚踢开。对于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中”的思考，在学者、媒体与大众的视线之外。

　　而且，在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媒体的报道里，关于性话题的似乎都是一派乐观景象。《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在一篇名为“中国的第三次性革命”的文章里写道：“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新的性革命。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透过这次性革命，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女性观念的更新。最后，性仅仅成为性。”

　　然而，“性如果只是成为性”，自我和快乐在今天的中国能很好地实现的话，在网络上，在现实中，孤独和焦灼的人群也许不会那么庞大。

　　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底层访谈录》的书里，作者写道：“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1949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似乎每个人都醒悟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东西没有享受。爱领袖不如爱自己，这也是文革反思结论之一。”中国人的性从那以后，也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产物”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中国开始变成托马斯·拉科尔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里描写的那样，“那种认为性及性乐趣的终极目的是生育的旧观念已经不再被人们所遵从”。随后，中国像个被压抑过久的孩子，“性能量喷涌出来，以歇斯底里的症状表现出来。”

　　拉科尔的预言击中了今天的中国，我们开始“排斥社会所认可的恰当的性行为、排斥了恰当的社会交往，也排斥了社会秩序本身”。

　　“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价值观，但是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价值观与褒性的价值观。”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二十讲》开篇提到，西方几千年的性的观念转变，在中国只进行了十几年。在文革中经历了苦难与饥饿的一代，在80年代短暂的精神疗养之后，迅速地在90年代开始遵从自我，对食物的饥饿感与性的压抑同时喷涌出来，像李银河提到的，“旧道德的错误在于对性的过分压制，而性的欲望和饮食的欲望一样，会因禁止而极大地增加，越是压制就越是强烈。”

　　在性开放和自由的90年代，“暂时的缓解”在中国演变成了“狂欢”，社会的离婚率开始飙升。我们提到的那群孤独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环境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得糟糕。九十年代，他们正在青春期，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关爱，独生子女的家庭，压抑的内心，让他们在孤独中成长，对关爱有着病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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