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思考的性教育问题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     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弗雷泽，孙珉编，第9）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助同性恋”     之类的回答，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的回答总是：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说的是真话。我只是觉得同性恋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当然，它还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并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会去研究它。     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立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     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福柯，第163）你当然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对福柯的话也心怀感激。     他在我心中地位崇高，这一点有我引文的数量为证。     从1994年起，我开始做这项研究：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法。